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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時,橋上都滿了,我們是硬擠過去的。
這些從“西大橋”上過去的,那些從營口跑到葫蘆島,又從葫蘆島和東進兵團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臺灣?回到家,去了臺灣,他們和他們留在大陸上的親人,苦難從此就了結了嗎?
很多來華“觀光”、“投資”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們當年的“故居”。當他們在那裡流連時,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難以和盤托出的,卻也不無可以理解之處。而對於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卻只能對故土望洋興嘆,那又是一種怎樣的冷酷,殘忍?當他們中終於有人在有生之年如願以償後,他們會不會想到要去當年的戰場上看看?他們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倖存的“敢死隊員”?
蔣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陸,要將遺體移返南京,葬於孫中山陵前,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寫著“想家”大字的去臺老兵,心境是一樣的嗎?
1988年1月18日,臺灣《民眾日報》刊登去臺老兵楊榮華的一篇文章:
我是個孤兒,是個沒有親屬,沒有黨籍,沒有教派,沒有啟蒙同窗,沒有孤兒院玩伴的老孤兒,……14歲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國軍44軍連人帶牛抓進軍中,牛被宰殺烹食,我被迫成為軍夫,當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軍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與“跟共軍拚命”,是兩碼事情——筆者),直到金門古寧頭之仗,奮戰有功,放牛郎也能當官,升上排長,獲得想要的光榮。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我視軍營為家,埋頭苦幹,潛心求知,考上炮校,並能畢業,滿以為運途順暢,前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筆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職”,成為殺雞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訴,卻找不到半個包青天,怎不令我哀傷失望!尤其跟劫機“異”士,越南難民,駕機偷來臺灣領取黃金的那些人相比,會使我吐血、發狂,再想想目前孤寂淒涼飢寒苦境,連半分鐘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來的不如後來的,後來的不如偷來的啊!⑸。
正是臺灣民間“返鄉拳”·唱得興致時,筆者在某地見到兩位上訪老人。一位是參加長春圍困戰的,一位是在長春起義的。在一間最下等的,被褥、床單和枕中油漬抹黑的房間裡住了幾天,接待部門通知招待所,攆他們走。兩位長春城下的對手,又都在朝鮮吃過美國子彈的老人,聯合起來去找“首長”,這才重新有屋住,有飯吃。飯桌上,兩個小青年對那位起義老人說:你若去了臺灣,今天回來,看是啥成色?
對比這些老人,這幾十萬拙僕的文字,應該首先獻給誰呢?
政治家講“主義”,講“信仰”,併為之奮鬥終身。一個人和一個民族,當然是要有信仰的。對於一個還不強盛的民族,尤其需要一種精神的力量。可在這裡,對於那些在這場內戰中至今還沒有好結果的老人,這種不流血的戰爭是個甚麼東西?
即便是對於去了八寶山的杜聿明,和那些在臺灣和在黑土地上把生命劃了“。”的不知名的人,在他們生命末尾處留給後人的,就是個“。”嗎?
黑土地上的爆炸聲
葫蘆島撤退前,杜聿明指示部隊,對錦西和葫蘆島地區工廠裝置,能搬走的儘量搬走,不能搬走的必須徹底破壞。錦西發電廠,煉油廠,葫蘆島自來水塔,碼頭,機車,都指定部隊負責破壞,碼頭是要用到最後一刻的,待部隊全部登船遠去後,就用艦炮發射炮彈,誘發碼頭上預先埋設的大量TNT炸藥。
在所有撤退前還來得及下手的城市,都能聽到破壞工廠礦山的隆隆爆炸聲。
在所有來不及動手的城市,都派去飛機大肆轟炸。
11月2日以後,國民黨飛機連續幾天轟炸瀋陽,重點目標是兵工廠和倉庫。如果幾座彈藥庫被擊中,半座瀋陽城就不會是今天這樣子了。
四平,錦州,鞍山,木溪,吉林,營口,梅河口,凡是打過仗的城市,特別是曾經幾進幾齣的城市,從廠房裝置到一般公共建築,完好無損的不多。有的炸平了,有的燒光了,有的洗劫一空。
“兵不血刃”,未遭槍打炮轟的長春,“原有的400家中小型工廠,不僅完全停工,而且廠房裝置都已大部毀壞殆盡。””全市輸電裝置被毀三分之一左右。自來水淨送水裝置百分之七十被毀。煤氣製造裝置大部被毀。全部公共交通車輛。無一完好;部份有軌電車已被用作城防工事埋人土中”⑺。
60軍撤退到長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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