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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遇上了好人，是個叫格拉辛科的政工幹部。曾克林和唐凱說：我們是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是奉延安總部命令到這裡來的，我們在山海關已經和你們共同作戰了。冀熱遼是我們的根據地，不讓我們來讓誰來？不信，你們可以問莫斯科。

這是不能都怪罪“老大哥”的。

當時的瀋陽，國民黨地下軍活動猖狂，還有日軍和偽滿軍的散兵遊勇，搶劫、殺人，白天晚上槍聲不斷。整個關東都是如此。16軍分割槽突然出現在瀋陽，“老大哥”不得不防，而且，如果是因為看重了他們頭上那顆青天白日帽徽，把他們當作了國民黨軍隊，那甚至是好意。

可後來呢？

10月中旬，簫華率山東軍區司政供衛等部到達安東，見到“老大哥”，自報家門，也是說不明白。

說不明白就唱：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正像列寧說的那樣，無產階級無論到了甚麼地方，都能憑著《國際歌》的歌聲，找到自己的朋友。

找到朋友認了親，也不行。

11月中旬，蘇軍通知東北局，根據蘇聯與國民政府簽定的協議，瀋陽要由國民黨軍隊進駐，要東北局領導機關和八路軍限期撤出瀋陽。東北局領導據理力爭。還是那個卡夫東，咆哮起來：不走，就用坦克把你們趕走！

“老大哥”居然要用坦克對付“小兄弟”！

11月22日，劉少奇在重慶代表團的電報“中，有這樣一段：

彭林電，戍皓友方通知他們，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有紅軍處不准我與頑作戰，要我們退出鐵路線若干裡以外，以便蔣軍能接收，他們能回國。彭林未答應，我們已去電要他們服從彼方決定，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還有不愉快的事情。

9月下旬，蘇軍說瀋陽附近有日軍軍火庫，存放10餘萬支槍，可以移交八路軍。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尚未出發部隊，不帶或少帶武器，到東北後再武裝。這些軍隊正在路上，蘇軍突然變卦不給了。

蔣介石是合法領袖，國民黨是執政黨，是中國最強大的力量。

共產黨就不行了，簡直是“人熊貨也孬”，成不了甚麼氣候。

而且，還在抗戰期間，斯大林就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共產主義者，不是國共聯合戰線的“維持”者，還不是堅定的戰士。

所以，他們就拋開了中國共產黨，而和國民黨打交道，定協議。

所以，他們就讓東北局和八路軍離開瀋陽，不走就要用坦克往外趕。

所以，他們就不守諾言，不把軍火庫交給八路軍，使土八路愈發土得掉渣兒。

第一批進入瀋陽的東北局領導被授于軍街，據說是“為著工作方便”①。這“工作方便”中也應有“對等”的意思。然而，對等從來都是實力的對等。沒有實力，何來對等？

在一個昨天還嗚禮炮21響歡迎的一位國家元首，今天被政變推翻了，當晚就會給新領導人發去賀電的世界上，誰願意把屁股坐在明顯的弱者，因而註定是負者的一邊呢7但這並不妨礙“老大哥”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幫助和支援中國共產黨人，這種幫助支援，有時還是很認真、很負責、很實在的。

鐮刀斧頭與共同利益

16軍分割槽闖進關東半個月左右，就吹氣兒似地發展到2萬多人，且“全為新式武器”，沒“老大哥”助力，看來這是不大可能的。

是有條件的。

《我東北現況通報》中，有這樣一段：

紅軍不準八路軍及中央軍進入滿洲，但我個別同志及我們部隊不用八路番號者，都可幫助並委為衛戍司令市長及其他重要職務，因而得以控制資財及發展武裝。但凡打入八路軍旗子及公開用共產黨員名義者，紅軍概不接洽，並不給任何幫助，曾克林部因在瀋陽掛上八路臂章即引起紅軍干涉，並派代表到延安要求八路軍撤退。

既要支援同姓馬列的共產黨，還要冠冕堂皇地和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打交道，不讓它們抓住甚麼把柄。於是，一切支援和幫助就都在不聲不響中默默地進行。而延安早已窺透天機，半個多月前就指示所有闖關東部隊，凡是“為紅軍所堅決反對之事我必須照顧，不要使紅軍在外交法律上為難。”②。

黑土地3年內戰中，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