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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之年月不能後於此時限。又考郎夫以母陳氏病，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歸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憂。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東辦理運河堤防務。（見耆獻類徵一八三清國史館陸燿傳。）揆以通常情事，陸氏撰此碑文當在以母疾乞歸居家時。（陸氏此時實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蘇吳江。見馮浩撰陸君墓誌銘。又範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詩集八“呈範侍郎奠文燦前輩即送歸禾中”二首。其所謂“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範菼之案發生於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陸氏之丁母憂，其間尚有一年餘之久，可以受範璨孫墀之請，作此碑文。若陸氏丁母憂至往山東時，雖亦有一年餘之久，但在母喪中，恐不便受範氏之請，撰此碑文。又今陸氏所撰切問齋集，雖不編年月，而此碑文之後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錢之青墓碣”。此碣文乃陸燿任湖南巡撫時所作。（耆獻類徵一八三清國史館陸燿本傳略雲：“（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撫。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後言之，則此碑文作成之時，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範菼案發生之後，更可推知。然則碑文諱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當在已在墓誌銘之後。今檢清代載籍，關於範璨身後之文，唯見陸耀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發現有墓誌銘。豈範松嚴實曾有墓誌銘，乃其太親翁陳句山所撰，後為陳桂生所刪削，遂致不傳耶？姑記此疑，更俟詳考。（二）範菼既非璨之長子，自有出繼之可能。如陳兆侖以其次子玉敦出繼其弟兆嵋之事，即可為證。（見紫竹山房文集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爾，則端生書中所謂之“翁”，乃菼出繼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歟？否歟？非所敢確言也。

至於範璨神道碑文撰者陸燿，其與陳端生之父玉敦之關係，亦有可述者。燿與玉敦同於乾隆十九年以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燿又於“（乾隆）三十五年選雲南大理府知府，以親老改補近省，十二月調山東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調濟南府知府”。（見耆獻類徵一八三清國史館陸耀傳及紫竹山房集附載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十九年甲戌條。）則燿亦與玉敦同時同官山東登州。但史文簡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調濟南耳。若燿果一蒞登州者，則玉敦雖於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憂，然端生實於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緣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節“辛卯旋南首夏天”。）則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或尚可與端生想見。燿本為吳江人，吳江乃範璨原籍，即早有交誼，而燿又與陳氏友好，豈端生與範菼之婚姻，即由陸氏所介紹耶？此乃大膽之妄測，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論者，範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年在六七十歲間生子菼，則端生與菼結婚時，菼年當為三十餘歲，而端生如上所論，已二十三歲。以當日社會婚嫁常情推之，菼當是繼娶無疑。璨有孫三人，孫女二人，不知其中敦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總而言之，未見陳範兩氏家譜以前，端生夫婿問題實一縣案，不能滿意解決也。（寅恪初疑陳端生之夫範某為乾隆時因收藏顧亭林集獲罪，議遣戍，而被赦免之範起鳳。後又疑為乾隆年間才女陳雲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範秋塘。搜尋研討，終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嘆，亦可笑也。）

至於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試科場一案，其中獲罪諸人，除範菼以外，亦略有可論者。此案主犯陳七必有真實之名，當時諭旨及刑部奏疏僅稱“陳七”者，蓋承辦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牽連，故遂隱去其真名，而逕以排行之稱謂著之公牘耳。陳七之名今既無考，茲可不論。若恆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諭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議發往烏魯木齊為發往伊犁，則此二人當是與烏魯木齊有關之旗人無疑。勒善以不能禁約恆泰春泰二人革職，則其人必是恆泰春泰之家長。據此諸端推論，今於清代史料中，發現一勒福，頗合上列條件。然仍有疑義，尚待詳考。茲姑引史料，略辨釋之於下：

耆獻類徵初篇三二二將帥類六二載清國史館勒福傳略雲：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鑲藍旗人，吐魯番駐防。由委前鋒校於乾隆五十八年派赴葉爾羌戌守一次。（道光）十五年二次俸滿，經烏魯木齊都統長清保薦，由兵部帶領引見，得旨：“勒善著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驍騎校。

寅恪案，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名，今不能詳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無可疑。其為既屬吐魯番駐防，又經烏魯木齊都統長清保薦，以恆泰春泰之由發往烏魯木齊改為發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雖然，此勒福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