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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臏的戰法有一絲莫測高深的隱憂。他對這位同門師弟的智慧從來就沒有低估過，否則，他當初絕不會想到除掉孫臏。火急回師的時候，他還不知道齊軍的實際統帥是孫臏，否則他可能會謹慎一些。戰敗之後，知道了這是孫臏的運籌謀略，從心底講，龐涓已經不再認為這是齊軍誤打誤撞揀來的運氣，而認為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極為高明的戰役。即或在事後想對策，他還是必須回師救援，難道還能真的丟了大梁？而回師救援，還是必須走桂陵山地，還是必然鑽入伏擊圈。事後都想不出脫困對策，能說孫臏不是精心運籌？儘管如此，他卻只能跟著魏國上下人等大罵齊國卑劣，而不能真正的講出自己的想法，否則，便等於宣告自己根本不是孫臏的對手。為了上將軍權力不會被剝奪，他必須迎合那些平素他極為蔑視的酒囊飯袋，且不能揭破太子申與公子卬的謊言。而只要他龐涓這個貨真價實的名將不提出異議，魏國廟堂這種驚人的一致就會包容每個人。如果說，這些帶給龐涓的還僅僅是痛苦和壓抑，那麼魏王任命太子申為伐韓主將，則使龐涓感到了莫大屈辱。太子申比公子卬還要酒囊飯袋，還要志大才疏。這樣一個“統帥”，再加上一個善於奉迎滑不留手的公子卬，自己這個上將軍豈不是成了一個只能領命作戰的前敵先鋒？戰勝了，主要功勞肯定與自己無緣，戰敗了，罪責則無疑將由自己一人承擔。

這種尷尬，龐涓還真是第一次遇到。沒有爭到丞相，他已經很是窩火了。而今連上將軍也弄成了名不副實，兩個酒囊飯袋頂著“名將”的光環架在他頭上，這仗能打好麼？軍權貴專，號令貴一，所以才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典訓。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龐涓身為名將，平日更是厭煩庸君權臣對軍旅兵事的干預。而今，最厭煩的事恰恰在最要命的時候無端生出在自己頭上，而且還不能反對，當真令龐涓吃了蒼蠅一般。

難消胸中塊壘，龐涓回到府中就病倒了。

安邑沒有秘密。就在魏國確定滅韓大計的同時，訊息就已經紛紛揚揚的傳播開來了。朝野振奮，魏國上下又一次激昂起來了。韓國商人大為驚慌，立即快馬飛報新鄭。

韓國丞相申不害接到急報，冷冷一笑，立即進宮。

從第二天起，新鄭開始了大規模的防禦準備。大捆大捆的箭矢、長矛、刀劍，無數的滾木擂石，專門用來焚燒雲梯的牛油火把以及大筐的乾糧乾肉，被運上四面城牆囤積起來。新鄭本來是春秋時期鄭國的都城，城池不大，卻有兩個極為突出的特點：一是城牆寬闊高峻，而且全部用石條和特製大青磚砌成，女牆箭樓更是全部用石料築成。二是城外有一條寬約三丈的護城河，水源引自城外流過的洧水，滾滾滔滔，與尋常護城溝河的小水細流相比，的確是難以逾越。從春秋時代起，新鄭就享有“深溝高壘，金城湯池”的威名，除了圍困，從來沒有被真正攻克過。韓國遷都於新鄭，看重的也正是新鄭雄踞沃野而又易守難攻的長處。而今韓國已經變法十六年，國力軍力皆大有增長，攻滅別國雖力不能及，然要固守自保，還是顯得遊刃有餘。這正是申不害的信心所在。

變法期間，申不害強行取締了舊貴族的私家武裝，納入國府統轄，將全國軍隊整編訓練為八萬新軍，四萬分佈在周邊要塞，三萬駐紮在新鄭城外，一萬駐紮在新鄭城內。申不害自認“法家為主，雜學深廣”，對兵事頗為通達。韓國新軍的整編訓練，申不害始終是事必躬親，嚴格督導，將一支新軍確實訓練得有了“勁韓”氣象。恰逢韓國沒有帶兵名將，韓昭侯對申不害又信任有加，申不害便自領上將軍，權兼將相，統攝國政。申不害認為，韓國的變法已經完成，剩下來的就是消滅幾個小諸侯，開拓國土增強實力，然後相機與大國抗衡。因為韓國畢竟太小，又夾在幾個大國之中，沒有縱深可以迴旋。這一點，韓國甚至不如秦國。秦國有廣闊的隴西縱深，丟了關中也不至於亡國。韓國則不同，新鄭一失，敵軍鐵騎一夜之間便可踏遍全國，逃無可逃，只有亡國滅族！基於這種判斷，申不害對韓昭侯提出了“吞併周陳，開疆拓土，十年成為大國”的大方略。韓昭侯大是欣然，詔令申不害全權籌劃總領。

申不害成算在胸：兩年滅周，吞併周室的三川地區；一年滅陳，吞併淮水北岸的山原要塞；而後幾年，再相機從齊楚兩大國的夾縫裡搶得宋、薛、鄒、魯任何一兩個小國，韓國就成了地廣三千里的大戰國，一展雄圖當不是難事。

就在申不害雄心勃勃的將要開始動手時，魏國卻要來滅韓！

申不害大為氣憤，對韓昭侯慷慨陳策，“魏國強大，韓國不得不先行放棄滅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