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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伸手撫著嬴駟的雙肩,半晌沉默,“駟兒,回咸陽吧……”
三、黑林溝奪情明法
商鞅去商於視察了,沒有見到漂泊歸來的太子嬴駟。
自從封為商君,商鞅就接連收到商於縣令們的“請商君督導書”,並一次次的呈來商於百姓的萬民書,請求向商君府繳納封地賦稅。商鞅心裡很不是滋味兒。他主持變法,最主要的大法之一,便是實行郡縣制。這郡縣制的前提和基礎,便是徹底廢除分封割地的貴族世襲制。只是慮及秦國實際狀況,才做出了變通,保留了“封地”這種最高封賞形式,卻也將爵主與封地的關聯最大限度的淡化,明確規定爵主對封地沒有治權,更沒有徵收賦稅的權力。實際上,就是將“封地”僅僅作為一種國君封賞的最高名義而保留下來。這一點,商鞅心裡最清楚。作為變法強國的策劃者與推行者,他獲得了國君的最高封號,也獲得了與封號相匹配的十三縣封地。商鞅也很坦然的接受了封號封地,這是因為他很清楚,這只是國家功臣的最高名號,而不是實際領地。在“獎勵軍功,獎勵農耕”成為國家激勵朝野的最有力法令時,自己若第一個堅決推辭爵位獎勵,還有誰敢心安理得的接受國家賜封?
那樣做,虛偽的道義將逐漸淹沒法制的嚴明,秦國朝野又會被弄得無所適從。作為徹底的法家,衛鞅最厭惡那種“有功惜賞,有罪施仁”的迂腐國策,那是熄滅堅剛、滋生懦弱的溫吞水。他非常自覺、非常明確的在秦國實行重獎重罰,有功不惜賞,有罪不施仁,法行如山,朝野一體。商鞅堅信,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勵人們為國立功的勇氣與激情,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摧毀人們本性中潛藏的犯罪惡欲。這正是他反覆向吏員們說的“大仁不仁”的道理,也是他堅決反對儒家“仁政”的根本點。在法制推行中,商鞅反覆向各郡縣官署申明,不許庶民“辭賞”!畏賞者必畏死;不敢坦然接受應得的榮譽與爵位,也必然不會在國家危難時勇敢赴死。這就是商鞅對“辭賞”者的定論。
惟其如此,商鞅如何能自己辭賞?法令不允許,他自己的性格也不允許。
如今,郡縣官吏和商於百姓似乎忘記了新法本意。他們對商君變法感恩戴德,以為商君封地當之無愧,庶民百姓向恩人功臣繳納賦稅天經地義,甚至求之不得。這種眼看就要席捲秦國的“善民潮”,使商鞅感到了深深不安。他沒有來得及等候秦孝公回來,就帶著荊南和十名鐵甲騎士趕赴商於了。
他們沒有走南山灃水入商於的那條路,而從藍田塬翻過,進入了商於。
當年,商鞅曾從這條路進入商於山地查勘,知道這一帶是商於最窮困的地方。他想沿途看看,窮商於究竟變化有多大?時當仲秋,一上藍田塬,便見樹木蔥蘢的山頭夾著大片金黃的豆田穀田伸展到山野盡頭。山坡河谷,到處可見星星點點的身影,時而可聞農夫悠長高亢的山歌。顯然,農家已經開始秋收了。商鞅一路走馬瞭望,眼睛不覺溼潤了。當年人跡罕至的荒山禿嶺,二十年間變成了林木滿山豆谷茶的豐裕山鄉,當真是倏忽間桑田滄海,令人感慨萬端。翻過藍田塬進入丹水谷地,當年的羊腸小道已經大大拓寬,成了可錯開兩車的寬闊官道。在山腰官道上鳥瞰河谷,綠樹谷田包裹著一個又一個村莊,炊煙裊裊,牛羊哞咩,不須相問,也是安居樂業豐饒小康的景象。繞過嶢關,向東南便進入了通向商於郡的官道。
忽然,迎面駛來長長一串牛車,大約有二十餘輛之多,每輛車上都裝著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庶民繳糧麼?不到時候嘛。商旅路過?如何乘馬押車的卻象一個黑衣小吏?商於郡向咸陽運糧麼?國府沒有下令調商於之糧啊。商鞅覺得奇怪,便向荊南瞥了一眼。荊南會意,立馬當道,攔住牛車。車隊中間的押車黑衣人看見,縱馬馳來,高聲呵斥,“光天化日,何人敢攔官車?不怕新法治罪麼?”荊南向道邊商鞅一拱手,又向押車人比劃著伸手做請。
押車小吏向道旁一看,滾鞍下馬拜倒在地,“在下商於小吏,不知商君駕到,萬望恕罪。”商鞅淡淡道:“你起來。我問你,這糧車要去何處?做何用?”小吏拱手答道:“回商君,小人奉命押糧五千斛,到商縣黑林溝賑災。”商鞅大奇,沉聲道:“風調雨順,又正當秋收,何來賑災之說?”小吏急忙回答:“回商君,黑林溝並非天災,乃,乃人禍。我縣令念其對變法有功,已經救濟兩年了。”商鞅冷冷道:“距黑林溝尚有多遠?”小吏指著前方山口,“回商君,不到十五里,進了山口就是。”
商鞅略一思忖,“我和你一起去黑林溝。”轉身向衛士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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