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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地方是中原文化所難以理解的,這也正是中原名士難以在楚國建功立業之所在。魏武侯時期,文武全才的吳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國君信任而逃到楚國。當時的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丞相),立志變法圖強。吳起以鐵腕強力變革楚國落後愚昧的舊制,卻幾乎將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吳起立遭慘殺,楚國就成了一個“三分新七分舊”的奇特戰國,始終是萎靡不振難有作為。龐涓當初為了選定自己要報效的國家,曾對楚國做了深入的遊歷研究,認為楚國和中原文明尚有百年距離。吳起在楚國的失敗,不是變法本身有誤,而是這個國家的落後愚昧封閉,和變法所需要的基礎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任誰在短期內也難以扭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國的上層貴族始終偏安封閉的山國,沒有放眼天下競爭存亡的大器局。中原諸國凡有大事,都離不開楚國參與,但卻也沒有一個國家將自己的存亡希望寄託於楚國。中小諸侯國更是極少主動尋求楚國的保護。在七大戰國中,楚國與秦國的附屬國最少。秦國是因為被山東六國封閉在函谷關以西,不可能東出爭奪中原附屬國。但秦國在秦穆公時代就吞滅兼併了幾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族邦國,沒有被化入的草原部族也幾乎全部臣服於秦國。秦國也是一個積極向中原文明靠攏的諸侯國,不管中原大國如何蔑視秦國,秦國都始終以中原文明為楷模。楚國對南部蠻夷部族其所以缺乏有效統合,則泰半是不思進取所致。譬如嶺南的百越,楚國就僅僅滿足於鬆散的“稱臣納貢”,而沒有將這支繁衍旺盛人口眾多的部族納入整體國力。楚國名義上有千萬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力卻只有數十萬,還不如只有數百萬人口的趙國可能動員的兵力。說到底,也是這種有名無實的龐大臃腫造成的。
在深入的查勘中,龐涓還發現楚國上層對中原文明有一種自卑而又不甘屈服的躁動。時時湧動著一種要求中原文明承認他們、接納他們的強烈要求,又時時處處與中原文明警惕的保持著一定距離。若果不被重視,他們就會尋找機會和理由向中原示威,顯示力量。如果中原大國敞開胸懷,他們又會自動退避三舍,害怕被中原同化。三百年前楚莊王時,誰都知道楚國的力量尚遠遠不及中原一個晉國,更不要說眾多諸侯的聯合力量。楚莊王卻要借聯兵抗戎之機,陳兵洛陽郊外,向東周王朝的勞軍使者王孫滿挑釁,問洛陽九鼎輕重幾多?那時侯,九鼎可是天子王權的象徵,問鼎天子等於是向天子的王權挑戰。王孫滿回答:“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楚莊王也只好悻悻而歸。從此以後,楚國對中原的野心大白於天下,惹來與中原王室及諸侯國的種種麻煩。
後來,楚國有一段稱霸時期,又缺乏謀略,不懂象齊桓公和管仲那樣樹起“尊王攘夷”的大旗,而是兇巴巴急吼吼的號令中原。結果惹來和晉國的城濮大戰,一敗塗地,從此兩百多年萎靡不振。龐涓認為,這些都是因為楚國缺乏大器局所致。在龐涓看來,這樣的國家最好對付,最難對付的是那些不拘小節,甚至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卻又雄心勃勃的國家,譬如趙國,譬如齊國。甚至秦國也同樣。剛繼位的這位秦國新君,竟將已經奪回大部分的河西土地拱手相送以求休兵罷戰,簡直匪夷所思!這種人不是懦弱昏聵,就是機謀深沉。他們對這些先來後到、座次排列之類的邦交細節絕非遲鈍,可是在表面上卻渾不計較,一心只在大事上做文章。一個國家,若果處處在這種細節遊戲上較真兒,無疑已經是衰老了,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更大價值的東西去計較了。楚宣王正是這樣,給他一個尊貴的座次,再給他一點看得見的好處,他就會大喊大叫的用難懂的楚語為盟主捧場。這一點,龐涓早就算定了。
酉時一到,魏國的鐵騎儀仗準時在行轅區外展開,漫天晚霞中顯得整肅威武,一片燦爛。龐涓的軺車駛出行轅時,逢澤大道上也捲起了陣陣煙塵。
擔任司禮的主書輕聲笑道:“上將軍,果真妙算!”
龐涓嘴角掠過一絲輕蔑的微笑,緩緩舉起右手。驟然間,鼓聲大起,長號向天嗚嗚齊鳴,聲勢很是雄壯。一箭之地處,黃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經清晰可見,王車上青銅傘蓋的熠熠閃光也已經映入儀仗鐵騎的眼裡。
“上將軍,王車上如何不見楚王?”主書困惑的問道。
龐涓沒有答理主書,只是恭敬的深深一躬,低聲命令,“報號。”
主書醒悟,連忙以司禮身份高聲唱道報,“六國會盟特使、魏國上將軍龐涓,恭迎楚王大駕——!”
王車上,楚宣王羋良夫特別興奮。一路上,他都是躺在特製的大型王車中想心事。因生得特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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