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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出賣技藝的“優”者分為兩大類：歌舞者稱“娼優”，滑稽戲謔者稱“俳優”。優俳者，俳優之別說也，實則一事。用今人話語，角抵俳優便是滑稽摔跤比賽。胡亥整日尋求樂事，萬千女子終日悠遊其中猶不滿足，又日日尋求新奇之樂。趙高便指點閻樂生髮出這個滑稽摔跤戲，樂得胡亥大笑不止，日日與一大群婦女“燕私”之後，便要賞玩一番滑稽跌跤，只覺這是人間最快樂的時光，任誰說話也不見。

無奈，李斯只有上書了。

李斯一生寫過無數對策上書，然彈劾人物卻是唯此一次。其書雲：

臣李斯頓首：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圮之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上書送達甘泉宮三日，沒有任何訊息。

李斯正在急不可待之時，一名侍中送來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書之後批下的問對詔書，全然一副嚴詞質詢的口吻：“丞相上書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趙高者，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覺心頭髮涼，愣怔半日回不過神來。二世皇帝的回答太出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沒有絲毫責備趙高之意，且將趙高大大褒獎了一番，將皇帝對趙高的倚重淋離盡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尋常君道，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臨一個領政丞相對一個內侍臣子的懷疑追究，縱然君主倚重這個內侍，至少也得交御史大夫府案驗之後說話，何能由皇帝立即做如此分明的判定？因為，任何一個大臣都有舉發不法逆行的職責與權力，此所謂言權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書完全可以看做誣告舉發，全然可以反過來問罪於李斯。世間還有比這般行為更為荒謬的事體麼？一心謀國，反倒落得個疑忌用事之臣，當真豈有此理！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的這件上書與胡亥的這件批示詔書，全然是相互錯位的歷史滑稽戲也。以李斯而論，胡亥分明是個昏聵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卻偏偏將其當做能接受直諫的明君或常君對待，每每以正道論說對之，無異於緣木求魚也。以韓非《說準》，說君的軸心法則便是“非其人勿與語”——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與之談論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與語”，硬糾纏著一個下作昏君聽自己的苦心謀國之言，結果招來一通全然文不對題的斥責之詞，滑稽也，怪誕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術為最高法則，要求李斯做出或退隱去官或不言國事的選澤，那不是戰國大爭之風，更不是法家大師的風骨。歷史要求於李斯的，是正道謀國該當具有的強硬抗爭品格，與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護法之壯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賁那般可能的擁兵除奸。然則，至少求其如呂不韋的精妙斡旋與強硬秉持，以及最後敢於結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國大局的勇氣。然則，李斯沒有做到任何一種的錚錚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納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絕奸佞。此等要求蒼蠅不要逐臭的作為，實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實情論之，其時，李斯面前至少有兩條路可走。一則是正道：以三公上書為契機，聯結馮去疾馮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將，大張旗鼓地為天下請命，威逼二世胡亥誅殺趙高改弦更張。以當時天下之亂象，只要李斯敢於奮然呼籲，帝國廟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觀。二則是權謀機變之道：將趙高比作齊桓公末期的易牙、豎刁兩個內侍奸佞聲討之，給趙高設定一個謀逆罪案，公然舉發，而後徑自秘密拿人立即斬決！依據胡亥後來“恐李斯殺之（趙高）”的擔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殺趙高並非沒有能力，而在於敢不敢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道，也不走旁道，偏偏一味地私慾為上迂闊到底，只用胡亥趙高最聽不懂的語言說話，自家津津樂道，卻遭下作君主無情地一掌摑來。以李斯上書而言，分明要除趙高，說詞卻全然不著邊際：李斯上書所列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