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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也沒有這樣的標語。可是有至少一百萬蘇聯和東歐的移民越過倒塌的“柏林牆”跑到西德去了。那道牆是六個月前被拆除的；再過六個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國統一了。統一之前的這幾個月裡；蘇聯軍隊還在這裡駐紮著；不過已經不再擁有往日的風光。在柏林勃蘭登堡附近出售旅遊紀念品的小攤上；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軍帽、肩章、獎章和零七八碎的蘇軍物資；其中有蘇聯海軍軍帽；二十馬克；還有蘇聯空軍軍帽；二十五馬克。

蘇聯人那時候還在觀望；莫斯科還沒有發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見之明的人物；也認為那個堡壘雖然已經搖晃起來；可還能挺不少日子。布魯金斯學會的愛德華·A·休伊特那時候是這樣談論蘇聯的：“他們正在寫《如何改革社會主義》這個劇本；我們還沒有看到最後的篇章。”戈爾巴喬夫仍然控制著局勢；他承認：“蘇聯現在正處在改革最困難的階段。”但他仍在堅定地闡述黨的立場：“蘇聯現階段的改革是對社會主義進行革新；而不是拒絕列寧、布林什維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選擇。”他是4月10日會見參加共青團二十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時說這些話的；這給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以極大鼓舞。至於說戈爾巴喬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個月以後的事。在當時；中國人還把他當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堅定革命者。一位領導人在那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去了蘇聯；說“蘇聯現在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可是在東歐；“社會主義”在很多人的心裡已經成了“痛苦和絕望”的代名詞。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亞總檢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訴書；指控託·日夫科夫作為保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和國務委員會主席；超越職權；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謀取總計二千六百五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於維修自己的別墅；給保健護士和航空小姐發獎金；從出版社獲取的稿費；讓子女得到不應有的服務；以及把六十九輛小汽車以低價格給了指定的人。諸如此類的事情被揭露出來；讓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不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掃地。“社會主義把一頭牡馬變成一頭閹馬”；一位波蘭經濟學家說；“我們還不能反過來把閹馬變成牡馬。”在他的國家中；一個膽大妄為的工人萊·瓦文薩組建團結工會的行動；是席捲東歐的這場大變動的起點；此人因此成為這個國家第一任民選的總統。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向新總統交出權力的前夕；向他的國家發表“告別講話”。“每個民族的歷史都不僅僅是既成事實的總和；它同時也包括著得以避免發生的事實。”他悲悲切切地說：“我只請求一點：如果時間沒有熄滅某個人的心頭之恨或者不悅；那麼就讓它們首先向我發洩吧。”對於中國的共產黨人來說；這真是個悲慘的時刻；他們全都把雅魯澤爾斯基看做悲劇英雄而把瓦文薩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個西方國家的外交部長聚會在布魯塞爾；決定掏出四十億美元；支援這小人的“把閹馬變成牡馬”的經濟改革。

毫無疑問；幾年以來發生在波蘭的事情；現在正在更大範圍內重演。在我們的國家；報紙電臺電視臺全都急劇地旋轉起來。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訊息都是在私下傳遞的；公開發布的新聞則視而不見。

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裝糊塗；惟有這件事不成。冷戰就要結束了。當然；它也像任何一場戰爭一樣；結束之前的衝突格外激烈和殘酷。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有些人還真不是裝糊塗；而是自作聰明。比如有幾個宣傳部門的官員就告誡屬下報刊的總編輯；正確看待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還剩下的兩個領袖：一個是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此人儘管主張改革；但卻是個“民主主義者”；另一個人是羅馬尼亞的總統齊奧塞斯庫；他是反對改革的；還在黨代會的報告中處處影射攻擊中國的改革；但他畢竟是“堅持社會主義”的；他講話的時候；聽眾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歡呼。

媒體摘取了這些情節；添油加醋地傳達給讀者；希望所有中國人能和他們一樣；相信齊奧塞斯庫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也相信社會主義制度面臨的危機；完全是一小撮壞蛋搗亂的結果。可是接著就有更加令人驚訝的訊息傳過來；不僅證明羅馬尼亞黨代表大會上的那些掌聲和歡呼都是虛偽的輝煌；而且還表明齊奧塞斯庫的“社會主義”已經被人民擯棄。90年代開始之前的兩個星期；在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個城市蒂米什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