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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彙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宣告樣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籤的宣告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宣告還痛斥那位週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並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裡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只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麼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宣告!”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麼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臺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麼能這樣於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裡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麼,也不會簽署什麼,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麼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麼,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麼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宣告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週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宣告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並帶有他簽名的宣告印發出去。沒有報紙斗膽登載他的否認宣告。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宣告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宣告瞭。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宣告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裡,醫生是國家的僱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7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後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衝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並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於算計,是出於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慾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於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慾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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