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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俠不自知其短缺，使餘處理為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6日晚，蔣介石決定命陳儀辭職。17日，陳儀致電蔣介石請辭。18日，蔣介石覆電同意，但要陳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主持善後，勉為其難。22日，蔣介石召見陳儀。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任命法學家、外交家出身的文官魏道明為臺灣省主席。當日，蔣介石並立即與魏商議臺灣省政府的組織與人選。《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4月22日。魏道明到任後，即要求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互相敬讓，彼此扶持”，“和協共處”，宣佈解除*，結束清鄉，停止對新聞、圖書、郵電的檢查。魏道明：《在臺灣各界慶祝省政府成立大會致詞》，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臺北〕“國史館”，1999年，第492…495頁。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化解矛盾，如啟用臺籍精英，提倡“經濟自由”政策，重申中央“寬大意旨”，禁止亂殺濫捕等。蔣渭川、林日高等一批與事件有關的臺籍精英被准予“自新”，大量在押人員被釋放。根據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統計，至當年10月15日為止，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人犯約1800人，其中，以內亂罪論處或起訴者46人，被處死刑者5人，而核准自新者為3905人。所有這些，都是蔣介石“懷柔”政策的繼續。

“懷柔”一詞始見於《詩經？周頌？時邁》，它是一種政治策略，也是一種政治手段。它意味著不用暴力，而用柔軟的方法籠絡和感化，解決兩種對抗力量之間的激烈衝突，從而避免大規模的流血或惡性的破壞。面對複雜的二二八事件，面對長期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光復不久的臺灣，蔣介石決定以“懷柔”作為主要的處理方針是正確的。

【四】派兵始末及其評議

3月5日，南京方面收到的憲兵四團團長張慕陶的報告，內稱：“暴民要求不準軍隊調動，不準軍隊帶槍”，“在各處劫奪倉庫槍械及繳收軍警武器，總數在四千支以上”；“臺中憲兵被繳械，官兵被囚禁”，“其性質已演變為叛國奪取政權之階段”。《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67頁。當日，陳誠報請蔣介石同意，派劉雨卿率21師師部及146團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命憲兵第四團之第三營自福州開赴臺灣歸制。同日，蔣介石電告陳儀，“已派步兵一團，憲兵一營，限於本月7日由滬啟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70頁。3月6日，陳儀致函蔣介石，聲稱事變“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繫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要求迅速派遣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得力軍隊兩師來臺，派大員主持。函稱：“關於政治，可讓臺胞參加；關於軍事，既有實力，可以對付奸黨及希望獨立等叛國運動。”函件強調事件原因複雜：一是1946年從海南島回臺的僑民中有少數“奸黨分子”，他們的目的在於“找尋機會，奪取武器，破壞秩序，造成恐怖局面”。二是留用日人中，有人企圖“乘機擾亂”。三是日據時代的御用紳士及流氓懷抱“*，國際共管”的謬想，傳單中竟有“*，打死中國人”的詞句。四是一般民眾，缺乏國家意識。函件最後稱：“為保持臺灣，使其為*的臺灣計，必須派得力軍隊來臺。如派大員，亦須俟軍隊到臺以後，否則亦恐難生效力。”《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71…80頁。3月7日，陳儀得悉蔣僅派一團兵力，認為“不敷戡亂之用”。他在致蔣電中聲稱：“奸匪到處搜繳武裝及交通工具，少數日本御用紳士，利用機會煽動，並集合退伍軍人反對政府，公然發表叛亂言辭。”他要求除21師全部開臺外，再加開一師，至少一旅，並派湯恩伯指揮。《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32頁。同日，蔣介石決定增派軍艦一艘赴基隆，歸陳儀指揮。《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8…99頁。8日，蔣介石致電陳儀，告以“已派海軍兩艘來基隆”，“廿一師第二團約定明九日由滬出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05…106頁。在事件中，南京國民政府合計共出動21師全部5個團、憲兵營5個、特務營1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40頁。

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10）

蔣介石是派出軍隊的決定者。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曾有人反對派兵，例如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曾於3月5日上書蔣介石，認為，事件發生在於“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積怨所致”，“各地秩序已漸恢復”，“外傳託治及獨立，並非事實”。因此，他只要求蔣介石督促陳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