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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為了報復山西閻錫山部對太嶽解放區的進攻，併為此後迎擊傅作義部可能向綏東地區的進攻，晉綏軍區並指揮晉察冀軍區一部分部隊，已在同蒲路北段發起晉北戰役，連克崞縣、五臺、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隨後，根據毛澤東擬定的“三路四城”計劃，晉察冀軍區主力自平漢路西調，會同晉綏軍區部隊準備奪取大同。

毛澤東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策，但對這樣一座經過日軍長期設防的工業城市能否攻克仍抱著審慎的態度。當得知晉察冀軍區部隊遲遲未能攻克大同外圍的應縣後，他立刻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和副政委劉瀾濤，詢問他們：“應縣久攻未下，你們對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結果將如何？此種可能性應當估計到。”⑿

為了答覆毛澤東的詢問，大同前線在第二天召開有各縱隊領導人參加的陽高會議進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會議的結論：“一致認為攻佔大同對今後各方執行任務均為有利。”“大同（敵）總兵力不強，但工事堅固是其特點，故須在技術上充分準備方可奏效。”“對大同擬強攻及坑道進行，我們與晉綏已有一些準備，並繼續加強中。”這樣，首先奪取大同的決心就確定了下來。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戰正式發起，但部隊傷亡很大，進展緩慢，到九月四日才肅清城周各據點和城關。從九月三日起，傅作義部以主力東犯集寧，增援大同。攻城指揮部調轉主力還擊傅部，又因各種原因，不但未能達到殲敵目的，而且集寧失守，大同亦難再攻。攻城部隊只能在九月十六日從大同撤圍，轉入休整。

大同、集寧之戰，是北線人民解放軍的“初戰”。此戰先後殲敵八千多人，並使部隊經受了鍛鍊，但沒有能實現預定的奪取大同的目標，對以後晉察冀戰場的形勢發展影響很大。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這個戰役的失利原因作過這樣的評述：“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發起大同戰役，有考慮不當之處。因為大同敵人的兵力雖不雄厚，而城防設施是頗為堅固的。當時我軍既沒有重武器配備，又缺乏攻堅戰經驗，哪裡有把握攻下大同？在當時裝備很差的條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後打強的。”⒀

大同撤圍後，解放軍控制的華北重鎮張家口已處於國民黨軍隊從集寧和北平兩面夾擊的不利態勢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根據實際情況，先後兩次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對張家口只作“掩護戰鬥，不作堅守”，而以軍區主力集中於張家口、南口之間尋殲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敵的建議。毛澤東總結了大同失利的教訓，在十八日覆電批准聶、蕭的建議，並指出：“此種殲敵計劃是在保衛察哈爾之口號下進行動員，但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每次殲敵一個團二個團，並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幾個團鉗制諸路之敵，集中十個至十五個團即有可能殲敵一個旅（兩個團）。”⒁這樣，毛澤東就已在實際上改變了“四路三城”的計劃，而採取內線作戰的方針了。

人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常常需要有一個過程。南北兩線初期作戰的實踐，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新經驗，使他對指導作戰的認識有了發展和變化，主要是：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條件下，人民解放軍只有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實行內線作戰，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縮小雙方力量對比的差距，才能最終改變戰略上敵攻我防、敵主動、我被動的不利態勢。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內戰爆發後的最初的四個月。它在解放戰爭歷史上處於極為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在全面內戰開始時所作“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這種預測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用什麼方法去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戰爭的發展過程和結局會是什麼樣子？這一連串問題，經過頭四個月戰爭實踐的反覆探索，已經從事實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個月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三十二個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裝備的部隊，連同被殲滅的非正規軍，總數達三十萬人。其中，起義、被俘的和斃傷的約各佔一半。四個月中，人民解放軍損失兵員十二萬人，其中負傷的佔九萬多人。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是解放軍的二點四倍。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大多轉為人民解放軍戰士，成了人民解放軍兵員的重要來源之一；人民解放軍方面雖也有被俘的，但為數甚少，僅佔兵員損失的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