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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外交關係，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它們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對於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報告的最後部分，毛澤東在熱情洋溢地指出中國革命勝利的巨大意義後，提醒全黨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的滋長，要警惕別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說了一句名言：“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又強調地指出：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並批評王明所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應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他說：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是學生。現在編了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如果在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他在結論中還談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⑧

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對迎接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從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兩個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國民黨政府對“全面和平”喊得越來越熱鬧了。

在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兵臨長江、南京城內已微聞炮聲的情勢下，眾叛親離的蔣介石被迫“引退”，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南京，由李宗仁出來代行“總統”職務。但蔣介石實際上仍掌握著對國民黨政府殘存的大權，並在籌謀放棄大陸經營臺灣的計劃。李宗仁在蔣介石“引退”的第二天，發表宣告，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願開始商談。”看起來，李宗仁政府似乎願意以中國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其實，他只是想透過和談，同中共實行“劃疆而治”以保住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

毛澤東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為了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早日實現和平，還是覆電李宗仁表示願意同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並託人轉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們配合解決蔣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石家莊西柏坡接見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團”名義趕來的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經過兩天會談，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共十四日宣告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致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就在這一天，李宗仁正在廣州勸說遷往那裡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遷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長”孫科的堅拒。一聽到新華社廣播願同他進行和談的訊息後，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從廣州飛回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了他們的“對共和談三項原則”：

（一）和談雙方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共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條件；

（二）有鑑於鐵幕內各國之慘痛遭遇，政府斷不應接受由中共作為執政黨之聯合政府。政府為此應向共方提議劃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條要求，政府決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下，以其為談判基礎。

這個“三原則”實質上仍是蔣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裡也很明白。他後來說：“當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們能守住長江，使共方在談判之外，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