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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這個“他們”，自是指譚延輳А⒄院閭柚�鰲�

給羅章龍的信說：“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須“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總是紮紮實實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揚棄。事實的教訓，使他終於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後一點幻想，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這個決心實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決心，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到十一月底，他還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訊，編輯成兩冊，並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在十二月間印製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性的回顧。

毛澤東在《通訊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這些運動之外的“主張”是什麼呢？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42）

這時的蔡和森，正在法國。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園會議之後，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留法的會員到這年冬天已達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閱讀法文書刊，“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這使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比毛澤東等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會友定期會集，組織座談。蕭三把這個精神帶了到法國。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透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託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等。

蕭子升的信寫於八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於八月十三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這兩封信在路途上時，毛澤東正為自治運動忙得不可開交。他大約在十一月份看到它們，這時正好已拋棄實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於十二月一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於子升、和笙（李維漢——引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說明自己贊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蕭子升隨後於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於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復一簡訊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覆，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表明他兩年多來經歷了一條多麼曲折的心路歷程啊！四十年後，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43）

在表明這種態度時，毛澤東剛過完二十七歲的生日。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澤東信，《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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