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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據地，並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的戰鬥力也不斷提高，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這就為下一階段紅軍實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作了重要準備，也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開創新局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①　《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頁。

②　上海《民國日報》，1929年2月9日。

③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狀的報告》，1929年9月1日。

④　紅四軍前委致福建省委並轉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報告（第2號），1929年6月6日。

⑥　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紅四軍前委致福建省委並轉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劉安恭在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的途中大埔縣虎市時犧牲。

⒀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塗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1930年9、10月間。

⒂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頁。

⒄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十、反對本本主義

堅持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極為突出的特點。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闢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鬆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並且十分注意透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這是他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們的認識並不是那樣容易取得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爭議經常發生，有時甚至相當尖銳，嚴重地妨礙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這種爭議，有的發生在紅四軍內部，有的發生在它同上級領導機關（包括當時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

毛澤東在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於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原上去探索。這種爭議多次地反覆地出現，自然引起他要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思考。

這個認識過程，正如他以後在《實踐論》中所總結的：“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他看來，認識開始於實踐，認識又有待於深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這樣就達到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飛躍很重要：“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毛澤東正是從“反覆了多次”的事實中看到：這些爭議背後潛藏著的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實際出發，另一種是隻從主觀願望或某些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從這兩種不同思路出發，可以對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決策。因此，要解決各種具體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必須從這個根本問題上著手。

當然，對這樣一個問題的認識，也需要有個過程。毛澤東最初提出的是反對形式主義，也就是要反對那種不顧實際情況的需要，只是一成不變地從形式上來考慮問題，特別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去執行上級指示。

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後，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嚴厲地批評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不查當時環境”，“只知形式的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結果招致邊界與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①紅四軍七大前後發生的那場激烈爭論也是如此。最初爭論的熱點是紅四軍在當時情況下要不要設立軍委。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