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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國際勞動節遊行。據李達回憶：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在住所交換各地工作經驗，“北京小組在長辛店做了一些工人運動，武漢方面，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及其他各工廠的工人運動也是剛剛開始。長沙小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的成績。看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⑦

毛澤東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點，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長沙小西門碼頭，乘著暮色，登上開往上海的小火輪。旅費由新民學會會員熊瑾玎協助籌集。他們走得很突然，也沒有讓親友送行。當時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報》工作的謝覺哉在日記裡寫道：“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⑧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後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知道這是件大事，怕洩露，只能以圈代意。

這確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國內外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們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日本）。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但他因廣州公務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與會。與會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

這是一次年輕人的會議。最年長的何叔衡不過四十五歲，最年輕的劉仁靜只有十九歲。十五位與會者的平均年齡二十八歲，正巧是毛澤東的年齡。以後改變整個中國面貌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年輕人成立起來的。他們或西裝革履，或身著長袍，是一色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當時並不特別引人注目。

代表們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會址設在不遠處李漢俊的哥哥、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家裡，門牌是貝勒路樹德里三號。七月二十三日正式開會，最後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進行。大家推舉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和周佛海做記錄。會議正式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並透過了黨綱，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關於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會議確定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毛澤東除擔任記錄外，只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的確，毛澤東有著許多實際活動經驗，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共產黨的第一次會議上，不少人常常引經據典，涉及許多理論問題。毛澤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們的意見，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乃至“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⑩。

八月中旬，毛澤東回到長沙。因身體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學社，以養病為主。他抓緊時間讀了些書，特別“把英文作為主課，每天多少必讀幾句，誠已曉得非讀不可了”⑾。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樣開展工作？黨的“一大”會議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辦法。各地黨組織的工作，一般從兩方面著手：一、利用職業關係進行宣傳和發展黨員；二、想法接近工人，組織工人運動。毛澤東也是這樣開始他建黨初期的活動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為湖南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隨即辭掉一師附小主事職務，推薦何叔衡接任。他們覺得黨需要有一個加強理論學習和宣傳的公開場所，便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創辦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學。

創辦自修大學是毛澤東的夙願。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設想過。毛澤東先後起草了自修大學的《組織大綱》和《創立宣言》。裡面說“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採取自學為主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並注意勞動，“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學校發出的《入學須知》中申明：“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九月開學時，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後來著名的共產黨員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長趙恆惕以“所倡學說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閉了湖南自修大學。這時，自修大學及附設補習學校已經培養了來自湖南三十四個縣和外省四個縣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