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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些甚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在農民運動篷勃高漲的事實面前，認為農民革命是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這種看法，逐漸為國民革命隊伍中不少人所承認。這時，毛澤東最富特色的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動力和目標。這就比較具體地說明了中國革命同盟軍這個問題，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毛澤東並不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人，但他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發表後，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農民運動》第八期全文轉載。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還要求中央宣傳都的羊牧之根據毛澤東的見解充實宣傳內容。

這時，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運動權威。

在毛澤東完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時，北伐軍相繼在汀泗橋、賀勝橋擊潰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前鋒直指武漢。農講所的目的，本來是要把經過訓練的幹部派回農村，向農民宣傳革命，發展農民運動。為了配合快速推進的北伐戰爭，第六屆農講所在九月間結束。學員們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

送走農講所學員後，十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這時北伐軍已攻佔武昌，會議主要討論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國民黨最近政策等大問題，歷時半月。出席這次聯席會議的人中，共產黨員佔四分之一，國民黨左派還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右派、中派（以丁惟汾為有力領袖，戴季陶亦出席數次，未發言）共約佔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說話”。“孫科說：‘即〔只〕要找於樹德、毛澤東、惲代英、侯紹裘一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⑩會議發表宣言，重申繼續執行國民黨一大和二大的決議。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十一月上旬，他讓楊開慧和母親攜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離開廣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農委原已決定設立，但組織一直沒有健全。毛澤東到任後方才正式辦公。

毛澤東主持中央農委工作後，立刻把自己的重點從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研究，進入到對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農民運動作出通盤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農運計劃》，並於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這個《計劃》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大力開展起來。“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因為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裡的農民革命，從根本上瓦解軍閥統治的基礎，這是毛澤東歷來的主張。“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這個以重點帶動全域性的設想，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計劃》還要求“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決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不願只是坐在大城市裡去指導農民運動。為了實施《目前農運計劃》，十一月下旬他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

在南昌，毛澤東會晤了林伯渠。林此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開會晤潤之。歸寓已十二時矣”。⑾第二天，他們又一同訪問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和該軍副黨代表李富春，以爭取支援。晚上，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請林伯渠、毛澤東等。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澤東見面，後來他把此事寫進回憶錄《洪波曲》，感覺毛澤東“靜如處子”，很有些像漢初的張良。由於毛澤東、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二十九日作出決定：江西選送一百五十名學員到武昌農講所，並負擔經費一萬三千元。林伯渠在這天的日記中說：“十一時開十一次政委會，議決農講經費、農民協會補助費、合作社各案。”⑿

這時候，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於廣州第六屆農講所的毛澤民、賀爾康、龐叔侃、朱友互、王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