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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澤東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有關通告的精神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當地農村工作面對的實際問題：“現在春天到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這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原因之一是田沒有分定。信中說：“關於田沒有分定一層，在現在紅色區域是個大問題。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蘇維埃政府通令各級各地政府貼出佈告，“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⑦這樣，又糾正了井岡山以來《土地法》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屬於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的規定。經過實踐中的反覆探索，終於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而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又在他起草的一個通知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⑧有了後一條補充，就把《反對本本主義》中所說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澤東在長期的嚴酷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錘鍊出一整套科學的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對實際事實的周密調查，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客觀事物方方面面的複雜因素和變動狀況，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審慎的深思熟慮，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第二手材料，輕率地決定政策。這種科學的工作方法，自覺地貫穿在他日後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中，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發展，並用以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這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原因。離開這一點，便談不上真正理解毛澤東。

①　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澤東復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

④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頁。

⑤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頁。

⑥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頁。

⑦　毛澤東：《關於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1931年2月28日。

⑧　《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當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再度進入閩西並召開南陽會議的時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次會議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錯誤，同兩年多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敗時帶有濃厚拼命色彩的蠻幹；這一次卻是在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大規模爆發、革命運動又明顯走向復興時，由於對革命發展的有利形勢作出過分誇大的估計而發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險行動。

李立三起草的決議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從“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出發，特別強調：“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