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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拂曉，仍沒有能突破守軍的陣地。

紅一方面軍圍攻長沙十六天，兩次總攻都沒有奏效，誘殲敵軍的計劃也沒能實現，又得到李宗仁，張發奎的部隊已到達湘潭的訊息。九月十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湖南省委代表參加的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大家認為，李、張部隊到湘潭不是打何鍵而是為了進攻紅軍，紅軍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從而下決心從長沙撤圍。撤圍後退到哪裡？會上有四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不應該放棄對長沙的進攻計劃，可由株洲萍鄉鐵路撤退，以消滅後面的敵人；二是撤退到嶽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圍長沙，改打南昌。最後由毛澤東作總結，會議決定先退株洲、萍鄉，休整待機。⑾

對這次攻打長沙的教訓，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此次攻長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滅敵之主力於打工事之前。敵共有三十一團之眾，我在文家市、猴子石兩役雖已消滅敵兵在五團以上，但大部隊尚未消滅即退入城壕，因此敵有餘力守城。（二）群眾條件不具備。城內無工人暴動、無士兵暴動以為響應，粵漢路、株萍路及對河群眾沒有起來，不能斷絕敵人之水陸交通，不能封鎖敵人之經濟及軍事運輸。（三）技術條件不具備。敵之工事是歐式重層配備，鐵絲網、壕溝等計八九層，我們只有肉搏，沒有重炮破壞敵之工事，交通器具如無線電等我們也沒有，以致兩個軍團聯絡不好，因而失機。”他在報告中強調：“依我們的經驗，沒有群眾條件是很難佔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⑿可以看出，經過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的實際教訓，毛澤東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強行進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紅一方面軍從長沙撤抵株洲時，部隊繳獲了國民黨政府在內部印發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軍團的任務是奪取南昌、九江，佔領南潯鐵路，建立江西政權及全國性政權，封鎖長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漢勝利”。“第三軍團在江西工作一個時期後，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這個指示後，紅一方面軍一部分幹部主張立即進攻南昌、九江；一些幹部又主張在湘鄂贛堅持鬥爭，再攻長沙。毛澤東深知，無論進攻南昌、九江，還是再攻長沙都難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開方面軍總前委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先在萍鄉、醴陵、攸縣籌措給養，然後由紅一軍團奪取吉安，紅三軍團略取峽江、新幹。會後，紅軍沿萍株鐵路從湖南折回江西。

但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當時“革命急性病”在紅一方面軍的幹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特別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許多人急於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勝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通常稱為袁州會議）。會上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等堅持株洲會議的原有決定：先打吉安；部分幹部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⒁

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慄從湖南趕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傳達說：長江局已查明李、張部隊並沒有到達湘潭，要紅一方面軍回去再打長沙。並且帶來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裡面說：“我們預料你們（注：指一、三軍團）既然取得聯絡，必然有過會議，討論再度佔領長沙問題。如果你們是決定以三（注：原來的紅六軍已改稱紅三軍）、四、五、八軍的主力集中進攻長沙，而以少部隊留守贛省，牽制南昌、九江之敵，並通知二、六軍逼進武長線，以切斷敵聯絡線為任務，這一戰略無疑是正確的，望你們堅決照此戰略執行。”⒂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周以慄一起搞過農民運動，就同他談了一個通宵，終於用事實說服了他。周以慄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轉過來在會上幫助說服部分幹部：暫時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會議終於決定：“一軍團以很短時間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三軍團則佔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理補充等。”⒃這樣，就最終放棄了再攻長沙的打算，也沒有采取立刻進攻南昌、九江的冒險計劃。

十月二日，毛澤東和朱德向紅一軍團下達命令，“決於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部隊行進到吉安境內，遇到從中央開會回來的李文林，說中央還是要紅一軍團去打南昌。毛澤東很平靜地說：我們準備去打吉安，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開去了！李文林說，那也只好這樣了。

當時，吉安周圍都在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