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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維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東路軍總部、紅三軍、紅四軍的連以上幹部作報告。他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只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能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32）

紅軍是在農村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進了漳州這樣的城市後對什麼都感到新奇。儘管毛澤東已估計到有人會把農村鬥爭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來，進城時就要求指戰員嚴格執行黨的城市政策，注意群眾紀律，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澤東一發現，立刻抓住例項，堅決加以糾正。當時擔任團長的楊成武回憶道：

“我們打土豪，出了紕漏。從山區來，語言不通，特別是頭一次打下了漳州這樣的城市，誰是土豪？開始，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類似這些問題，其他部隊幾乎都有發生。毛主席發現後，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學即現在龍溪地委機關內那座小樓門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個連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幹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了很多話，其中最主要的是說打土豪，你們打錯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屬於華僑。（那時規定一條，不沒收商店、不沒收華僑資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們捐款。）毛主席說，你們為什麼搞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第一個原因，沒有認真地很好地調查研究。我們在這裡第一次聽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還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抓人權。第二個原因是聽不懂本地話。毛主席說：越是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我們團抓的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只有五六個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給他們賠禮道歉，請吃飯，然後都放了。我們在進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為是資本家的，給吃了，也都統統賠了錢。這樣，黨的政策就貫徹得很好了，留下的影響很好，群眾同我們的關係很密切。這是一件比較大的事。”（33）

毛澤東在漳州規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開啟吉安時規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強調商店照常營業；對一般工商業透過商會向他們籌款。聶榮臻回憶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營業。後來全國解放見到陳嘉庚先生，他說起這件事，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認為紅軍當年在漳州是講‘信用’的。”（34）

毛澤東在漳州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蒐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著作。當時陪同他去找書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曾志回憶說：

“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裡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裡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35）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36）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發動群眾，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動員了近千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支槍給閩南遊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

同樣是城市，為什麼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為什麼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歷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志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澤東同志就贊成我們打，並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