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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的痛苦經歷，對中國的先進分子來說，是件好事。舊的路子走不通了，就會尋找新的道路。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驚醒了世人。許多人認識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和鞏固，關鍵是缺少一場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先覺者們進行的救國鬥爭所以屢遭失敗，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這樣，先進分子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思想文化領域，主張著重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時當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為《新青年》）。他撰文強調，“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後之覺悟”⑤。

這就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由來。

很快，在《新青年》周圍聚集起一大批先進青年。這個雜誌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鑄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這是一代真正有別於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舊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個雜誌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誌。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發現，毛澤東讀了《新青年》後，“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⑥。毛澤東自己後來也回憶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澤東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改變這種狀態，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因為哲學便於研討思想，倫理學便於闡發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⑧。這樣，改造哲學、倫理學，就同變化民質、改造國家和社會聯絡在一起了。這種想法，在當時的思想界是相當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後，毛澤東讀了不少哲學、倫理學書籍。在哲學和倫理學之間，他更有興趣的是倫理學。在他看來：“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⑨羅學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記載，“餘借毛君澤東手錄西洋倫理學七本，自舊曆六月底閱起，於今日閱畢。”這裡說的是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毛澤東把它十分工整地抄錄下來。從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學期，楊昌濟給學生們講授倫理學，採用的課本是十九世紀德國康德派哲學家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該書由蔡元培從日文轉譯過來，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出版，約十萬字。毛澤東除認真聽講外，細讀了這本書，用紅黑兩色畫了大量的圈點、單槓、雙槓、三角、叉叉等符號。還在書中寫了一萬二千多字的批語，絕大多數是抒發自己的哲學觀、歷史觀和人生觀，以及對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對原著的贊同語和章節提要。他批閱的這本書後來被一位同學借去，直到一九五○年，託周世釗還給了毛澤東。

他當時為什麼這樣下工夫去讀這本書？毛澤東從周世釗手裡接過它時，有過解釋。他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麼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於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新的啟發和幫助。

毛澤東貫穿《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的基本觀點，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他說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認為，事情有的是發生於自然的，有的是得之於人為的。後來他說自己早年信奉過康德的心物二元論，大概就是指這樣的觀點。

二元論的特徵是調和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青年毛澤東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自然觀方面，他說：“凡自然法則者，有必然性”，“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吾人之心靈本之自然，其範圍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創作”。這是他從原來接受的唯心主義觀念中逐漸解脫出來、走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橋樑。二元論的通病，是一進入社會歷史領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釋。毛澤東也是這樣。他說：“實則全世界文明歷史之生活，乃皆觀念之所管轄也”；“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

如此強調主觀觀念的決定作用，對青年毛澤東來說，有它的必然性。知識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會時尚，本身就容易誇大精神的作用，過分強調主觀對改造社會的能力；再加上毛澤東本人長期以來耳濡目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