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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對個人行為也有不同的衡量標準。當一個日本人用西歐的行為標準來衡量自己時，又受到自己所屬集團行為標準的限制。當日本人用所屬集團的行為標準衡量自己時，他又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受西歐行為標準的制約。

1921—1925年，日本爆發了“大正民主運動”，使日本的藩閥勢力退出了政治舞臺，併產生了###制度，日本的政黨政治也初步確立。它雖然發生在天皇制的社會制度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民文化的形成。日本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小市民階層的子弟從自己的父母那裡學到了罪文化。適合恥文化成長的社會土壤逐漸衰落，逐漸被罪文化取代。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同罪文化共同成長起來的自我意識的深化和恥文化價值觀的衰退共同交錯於大正時代，作為恥和罪交叉點的羞恥也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歐社會和日本文化的變遷情況正好相反。隨著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導致國家權力不斷強化，中間集團逐漸強大起來，並趨於官僚制化，人們開始重視同一集團的一致性，以自發結社並存為結構背景的多元價值觀逐漸變成了一元價值觀，罪文化逐漸衰退，羞恥文化處於上升之勢。但是，在日本，由多元的社會集團、多元的價值觀、多元的利益組成的市民社會沒有發展成熟，民俗社會就已經直接轉變成了大眾社會，在這樣不成熟的條件下，傳統終究還是佔據上鋒。恥文化在社會模式的制約下，還是如草一般，火燒不盡，風吹又生，其反反覆覆的結果也就是文化的不斷演變、變態、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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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社會對立”的內心排斥（1）

每個人都是看似毫無破綻的藉口，命令的受害者，即使有心為自己討回公道，也不清楚到底應該向誰追究責任。難怪人們管日本的官廳叫“無責任體系”。在這種權力代理制度下，上級可以巧妙地將自己隱藏起來，即便下達了什麼有違民意的命令，中間人的存在，也可以讓他們從沸騰的民怨中逃脫。

古代的日本社會呈現出金字塔式的結構，在這個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責任越大，需要處理的事務就越多。人的精力有限，權高位重的上級們根本不可能事事親歷親為，幸好他們有眾多下屬鞍前馬後，可以隨時差遣調換。然而，若想讓下屬們圓滿地完成任務，就必須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讓他們成為自己部分權力的代行者，否則，即使下屬有為上級效力的心，也沒有為上級辦事的力。

代行上級權力的下屬，便是權力金字塔中的中間人，他們一邊承接著上級的任務，一邊又對下級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督促他們完成任務。因為這些中間人的存在，上級們省了不少力氣，他們只要將意圖交代下去就可以了，不用直接行使權力。中間人承擔的任務越重，需要的權力就越大，對上級權力的代理功能就越強，而上級也就越沒有直接行使權力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上級的權力往往會超乎想象地向社會的底層滲透。因此，對老百姓來說，儘管那些國家權臣們，深居在自己看不見的深宅大院中，很少露面，他們的影子——權力還是無處不在，影響著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當然，賦予手下權力也並不是每個上級都擅長的工作。他們必須小心拿捏這權力的大小，既要讓它大到足夠屬下們完成任務，又不能讓它成為屬下坐大的原因，下屬和上級同樣存在著博弈的關係。歷史上，被下屬架空權力，結局悲慘的上級屢見不鮮。

中間人不只是上級的代理人，他們執行上級命令時，也會悄悄地在這個命令中加進自己的“意思”。這樣一來，人們就很難搞清到底誰是權力的實際擁有者了，上級們無法保證他們的命令不被中間人篡改，真正作用在百姓頭上的，往往是變了味的命令。如果說上級是權力的實際擁有者，在社會底層發揮作用的命令並非他們的本來意圖，如果說中間人是權力的實際擁有者，他們又不是這個命令的“原創”。

近代官僚制度，透過法律保證各級命令如實地傳遞下去，但封建時代的官僚制度，卻只能依靠中間人傳遞命令。權力幾經代理，就變得模糊不清，權力行使的過程也隨之神秘起來。百姓們只知道要履行官老爺的命令，但這命令究竟被哪些官老爺添油加醋，它的本來面貌究竟是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的封建時代早已結束，封建時代的官僚制度也蕩然無存，但權力的代理習慣卻保留下來，依舊在日本社會中發揮作用。在日本，權力的行使和責任就在一次次的代理過程中，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雖然日本存在最終極的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