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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有資格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理由。

彼得堡恢復原名時，一個左派女人興高采烈地大叫：〃不再有列寧格勒了！〃這叫聲傳到了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厭惡。我很能理解這種厭惡之情。我進大學時，正值中蘇論戰，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們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傾聽反修社論，為每一句鏗鏘有力的戰鬥言辭鼓掌喝彩。當時我就想，如果中蘇的角色互換，高音喇叭裡播放的是反教條主義社論，這些人同樣也會鼓掌喝彩。事實上，往往是同樣的人們先則熱烈祝福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繼而又為這個賣國賊的橫死大聲歡呼。全盤否定毛澤東的人，多半是當年〃誓死捍衛〃的鬥士。

昨天還在鼓吹西化的人，今天已經要用儒學一統天下了。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真正的原因不在受矇蔽，也不在所謂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而在一種永遠追隨時代精神的激情。昆德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其中支配著的是一種〃審判的精神〃，即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的判決來改變觀點。更深一步說，則在於個人的非個人性，始終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內心生活和存在體悟。

昆德拉對於馬雅可夫斯基毫無好感，指出後者的革命抒情是專制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當審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盤抹殺這位革命詩人時，昆德拉卻懷念起馬雅可夫斯基的愛情詩和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霧中〃……這是昆德拉用來反對審判精神的偉大命題。每個人都在霧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將走向何方。在後人看來，前人走過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實前人當時也是在霧中行走。〃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屬於人的永恆境遇。看不見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霧，就是忘記了什麼是人，忘記了我們自己是什麼。〃在我看來，昆德拉的這個命題是站在存在的立場上分析政治現象的一個典範。然而，審判的精神源遠流長，持續不息。昆德拉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們世紀最美的花朵……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藝術……先後遭到了三次審判，納粹譴責它是〃頹廢藝術〃，共產主義政權批評它〃脫離人民〃，凱旋的資本主義又譏它為〃革命幻想〃。把一個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縮減為他的政治表現，把被告的生平縮減為犯罪錄，我們對於這種思路也是多麼駕輕就熟。我們曾經如此判決了胡適、梁實秋、周作人等人，而現在，由於魯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時代受過的重視，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把他們送上審判革命的被告席。那些沒有文學素養的所謂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孔之見者和偏執狂，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曾經歸附過納粹的人怎麼還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而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又如何可以與他所捲入的政治無關並且擁有更長久的生命。甚至列寧也懂得一切偉大作家的創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場的限制，可是這班自命反專制主義的法官還要審判列寧哩。

東歐解體後，昆德拉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他本人對此的感想是：〃我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在此前十多年，住在柏林的貢布羅維茨拒絕回到自由化氣氛熱烈的波蘭，昆德拉表示理解，認為其真正的理由與政治無關，而是關於存在的。無論在祖國，還是在僑居地，優秀的流亡作家都容易被誤解成政治人物，而他們的存在性質的苦惱卻無人置理，無法與人交流。

關於這種存在性質的苦惱，昆德拉有一段詩意的表達：〃令人震驚的陌生性並非表現在我們所追嬉的不相識的女人身上，而是在一個過去曾經屬於我們的女人身上。只有在長時間遠走後重返故鄉，才能揭示世界與存在的根本的陌生性。〃

非常深刻。和陌生女人調情，在陌生國度觀光，我們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種新奇的刺激，這種感覺無關乎存在的本質。相反，當我們面對一個朝夕相處的女人，一片熟門熟路的鄉土，日常生活中一些自以為熟稔的人與事，突然產生一種陌生感和疏遠感的時候，我們便瞥見了存在的令人震驚的本質了。此時此刻，我們一向藉之生存的根據突然瓦解了，存在向我們展現了它的可怕的虛無本相。不過，這種感覺的產生無須藉助於遠走和重返，儘管距離的間隔往往會促成疏遠化眼光的形成。

對於移民作家來說，最深層的痛苦不是鄉愁，而是一旦回到故鄉時會產生的這種陌生感，並且這種陌生感一旦產生就不只是針對故鄉的，也是針對世界和存在的。我們可以想像，倘若貢布羅維茨回到了波蘭，當人們把他當做一位政治上的文化英雄而熱烈歡迎的時候，他會感到多麼孤獨。

八文學的安靜

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獲得一九九六年諾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