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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穩固的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於或超脫於他們所反感的那種外部變化了。他們的反應主要不是憤怒或憂慮，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近乎寬容的淡漠和蔑視。屬於這一類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於藝術的藝術家，真正迷於學術的學者，以及執著於人生和人類根本問題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這樣的人看來，末世論或亂世論似乎都有些危言聳聽，這個世道和別的世道沒有本質的不同，不過是一個俗世罷了。時代變遷，俗的表現形式相異，或官或商，無精神性則為一。所以，他們始終與俗世保持距離，而把精神上的獨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視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義上，他們的立場可歸結為自救。

當然，上述劃分只是相對的，畢竟可能有一些個人性和社會性皆很強的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場會發生重疊。我無意在這兩種立場之間評優劣，以我之見，真誠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寶貴的，我們之缺乏有感召力的傳道士和啟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頭於自己園地的耕耘者。不過，就目前而言，說句老實話，我實在聽厭了各種名目的文化討論，從這些熱鬧中只聽出了一種浮躁和空洞。無論是標榜為〃新國學〃的復古主張，還是以〃後現代〃名義裝飾現狀的學術拼貼，事實上都沒有提出切實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個人的一種功利慾望。至於種種關於〃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嘆，透出的多是一種焦躁不安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寧願為自救的立場作一辯護，儘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論上的辯護的。

一個人立志從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創造的事業，應該是出於自身最內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範圍內幾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對於他來說，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與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間，他的價值取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困惑。張三不耐貧困，棄文經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無行，媚俗譁眾，成了大腕，這一切與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著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環境還允許（事實上允許）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於自救的人，他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心態是平靜的。那些面對浮躁世態而自己心態也失衡的人，他們也許救世心切也心誠，但同時我又很懷疑他們自己內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於如此惶惶不安。

在當今時代，最容易產生失落感的或許是一些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和濟世雄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想做民眾的思想領袖和精神導師，可是商業化大潮把他們沖刷到了社會的邊緣地帶，拋擲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他們是很難自甘寂寞的，因為他們恰好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舞臺才能發揮作用。我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脫離社會實踐，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精英或想當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說的智者是指那樣一種知識分子，他們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終不渝地思考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關注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們在寂寞中守護聖盃，使之不被洶湧的世俗潮流淹沒。我相信，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程序發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會有失落感的。領袖無民眾不成其領袖，導師無弟子不成其導師，可是，對於智者來說，只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天下無一人聽他，他仍然是一個智者。

我確實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領域內，自救是更為切實的救世之道。當今之世不像是一個能誕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時代，但這並不妨礙每一個熱愛精神文化事業的人在屬於自己的領域裡從事獨立的探索和創造。這樣的人多了，時代的精神文化水準自然會提高。遺憾的是，我們擁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喚者、精神吶喊者和文化討論者，少的是宗教、哲學、藝術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虛無主義者。透底地說，真正精神性的東西是完全獨立於時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於人類與大地的某種永恆關係之中。惟有從這個根源中才能生長

出天才和精神傑作，他（它）們不屬於時代，而時代將跟隨他（它）們。當然，一個人是否天才，能否創造出精神傑作，這是無把握的，其實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與這個永恆源泉的聯絡，如果這樣，他就一定會懷有與羅曼·羅蘭同樣的信念：〃這裡無所謂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為它的光明從未消失，它只是熄隱了又在別處重新閃耀而已。〃於是他就不會在任何世道下悲觀失望了，因為他知道，人類精神生活作為一個整體從未也決不會中斷，而他的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