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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圖書館查資料，找老中醫而不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甚至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還怎麼能突破常規，有所前進呢？

對於紅光提出要尊重“科學依據”，俞認為，和*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樣，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

“醫務界一般說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看，反應超過5％就不能臨床應用”。對於紅光文中重申的這一常識，俞反駁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是舊框框，根據辯證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理論內經上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甚至舉例說，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麼，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

俞昌時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將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實證明，俞的憂慮並非多餘。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趙慶偉得到一本《雞血療法》小冊子，1967年7月由“小湯山革命造反大隊”翻印。這本冊子裡提到，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合組“雞血療法”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稱這一療法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將是最大的貢獻。

1966年，12月28日，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在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公開信》，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佈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我們家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骯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回憶當時“打雞血”盛況時說，“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到1968，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熱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一個網名叫“金師爺”的北京市民回憶，1971前前後，到西雙版納插隊兩年的他獲得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權利，回家後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雞叫給驚醒，“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怎麼北京人竟敢私自養雞隻？”聽父親介紹後，他才知道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一個廣泛流傳的秘方是，白色、一點雜毛都沒、叫聲好聽、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可治百病。“因為我在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當衛生員，所以街坊四鄰聽說我回京後就請我給他們打雞血。”“金師爺”說，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麼能將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宣武醫院瞭解情況，看見注射室門前排成長龍，人人懷抱公雞等待注射，“這就增強了我為人們打雞血的信心”。

“金師爺”先為鄰居郭大爺打了雞血，回到西雙版納後，“前後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還回憶，除了打雞血外，他還用過當時流行的土法子，將一些中藥蒸煮過濾後，“直接扎進病人屁股”。而不良反應，“怎麼可能沒有？那個時候，人們一是膽大，第二確實缺醫少藥”。

餘音

直到2004年，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出版的《一萬封信》裡，還收錄了一封“騙子”來信，此人向她推薦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時大夫發展為肌肉注射，我改為穴位注射，在雞心臟採血，每次採50，間隔一天再採，雞不會死。”

1990年代，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會”中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中將醫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換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雞血。到一九六六年春，“*”來了，這“秘方”，秋風掃落葉一般，“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