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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使用人民幣。誰料還未滿10日，惡性通貨膨脹就出現了。人民幣的價格在市場上一路狂跌，從1銀元兌100元人民幣，跌到1銀元兌1800元人民幣，到6月8日，銀元價格已經漲到2000元以上。當時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幣，就趕緊去買米、煤、布等緊俏商品，或者換成銀元，甚至人民幣早上從人民銀行發出，當天晚上就幾乎全部回到人民銀行。

人民幣在上海站不住腳，就意味著共產黨站不住腳。為了挺人民幣，人民銀行在6月6日曾丟擲銀元10萬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點響動沒有就被吸乾了，銀元價格巍然不動。

6月7日晚，*華東局舉行會議研究對策。最後決定採取政治手段——強力查封銀元交易的中心場所：上海證券交易所。陳毅在會上說：“一定要把這次行動當作經濟戰線的淮海戰役來打，不打則已，打就要一網打盡。”6月10日上午8時，華東警衛旅派出一個營的兵力乘10輛大卡車直撲位於上海漢口路的證券大樓，迅速將其武裝包圍，另有1萬多名工人學生在外圍封堵，此時由公安局長李士英率領的200餘名已經穿便裝進入大樓的公安人員同時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員不許動，大樓內的投機商們頓時呆若木雞。

那一天，當場逮了238人，抄沒黃金3千多兩，銀元3萬多枚，人民幣1千多萬，第二天，《華東區金銀管理辦法》公佈。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話來總結，“人民幣從此佔領了市場。”他還說：“從事經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這種觀點，首先要學會從政治上看問題。如果只是埋頭於具體的經濟事務……就可能變得頭腦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舊上海　新上海（4）

銀元風潮被壓下去以後，上海新政府緊接著就面臨糧食和棉紗的物價飛漲。6月24日，漲價先是從棉紗開始，米價隨後跟上，漲到最高潮時，已經是5月底時的13倍多。

而共產黨政府對付漲價的辦法是大量調集物資拋售。7月中旬，國營的上海糧食公司拋售的糧食總量已經佔到市場成交總數的36％以上。然而政府拋，糧食商們就吃，拋多少吃多少。一時糧價仍然有升無降。

但是糧食商們沒料到，他們要對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可以調集全國的資源，而且不計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糧食公司拋售的大米總量相當於8、9、10三個月拋售總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糧食商們終於頂不住了。同時，政府採取收緊銀根的政策，徵收稅款，收繳公債，公家的錢只能存放國家銀行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用薄一波的話說，這叫“資本家兩面挨‘耳光’”，他們完全失算了。

物價就是這樣穩定下來。“當然，我們也付出了代價”，薄一波寫道，“那時，從四川調運大米到上海，運費和糧價差不多，銷價不提高，都是國家補貼。賠錢做買賣，私人是不會幹的。”

“稅務魔鬼”

1949年*面臨的通貨膨脹，不僅在上海，在武漢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發生。此時解放戰爭尚未結束，軍費開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財政壓力可以想象。這時政府有兩種選擇：或是增發貨幣，或是增加稅收。12月19日，*中財委第8次常務會議討論如何彌補赤字，權衡的結果，大家一致同意多收稅。陳雲說：“世上沒有點金術，也沒有搖錢樹，又要養活900萬人吃飯，所以路只有兩條，印鈔票和增稅。靠印鈔票的路我們不能走。”中財委給*中央的報告說：“兩者比較，在可能限度內，多收一點稅，比多發鈔票，為害較小。這樣做，工商業負擔雖稍重，但物價平穩。”

這樣，作為上海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的顧準，任務就非常重了。入城之初，顧準遵循“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原則，宣佈國民黨政府原有的各項國稅市稅，仍暫繼續徵收，只取消了保衛團費等6種捐稅和一些重複收的捐稅，而且舊政府中的稅務人員，除少數部門裁併，開除了幾十名劣跡斑斑者，其餘基本接收下來。收稅的原則，採取“自報實交，輕稅重罰”，大街小巷貼滿徵稅佈告，顧準當時與公安局長李士英一同成為“出佈告最多的”局長。雖然政策比較寬鬆，但從6月到8月，稅收收入相當可觀，徵收實績已比國民黨時代高出了好幾倍。到8月，上海市政府已經可以收支相抵。

作為當時共產黨政府的高階官員，顧準與家人住在愚園路的一幢高階洋房裡。他的生活方式很奇特，住宅非常高階，生活卻極為簡樸，擁有秘書、警衛、司機、保姆等9名工作人員，彼此卻以同志相稱。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