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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埋下了伏筆。1949年，楊姓軍官獨身去了臺灣，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為生。

解放初期國民黨空軍對上海的持續轟炸，特別是1950年2月6日對上海發電廠的轟炸，使整個上海電力供應陷於癱瘓，原本就舉步維艱的上海工業雪上加霜，許多工廠停產甚至倒閉，這直接導致大批工人失業。

一天，楊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們哀求她能緩收一段時間，待找到新工作再補上，但迎來的卻是小姑娘乾淨利落的幾個耳光。

沒過幾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氣地請到了公安局，在這裡，他驚奇地發現楊姓少女和她的母親都在裡面接受審問。此時他才知道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楊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結人民解放軍進行反革命活動”。而“人民解放軍”，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直接管轄，警務人員制服上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

就這樣，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於虹口區提籃橋附近的監獄裡關押了起來。那時他並不知道，就在他被關押後的幾天，公安局的一個領導召集大會，向同事們說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蠻強，也蠻負責任，但是你們曉得他是什麼人嗎？今天我告訴你們，他是臺灣派來的特務！現在他在上海設立電臺、招攬特務，和舟山群島有密切關係，和蔣經國也有密切關係！”

“同事們聽了都怕了，老姚怎麼是這麼一個人……”老人苦笑著回憶，一時之間，他們很難將這個平日裡勤勤懇懇的老實人與印象中那些陰險狡詐、無惡不作的“反革命”特務等同起來。

事實上，解放後的上海確實進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動極為猖獗。一方面，由於新舊政權交替而產生的統治真空導致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大批散兵遊勇和難民湧入，與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層流氓無產者一道渾水摸魚。據不完全統計，上海解放頭七個月裡，共發生強盜案737起，盜竊案11430起，搶劫案530起。特別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個月裡，全市就發生盜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竊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達70多起。

另一方面，國民黨空軍對上海進行持續轟炸，留下來的殘餘勢力更是蠢蠢欲動，四處造謠，說什麼“轟炸全因共產黨”，“國民黨回來了，已經在浦東登陸”等等。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到達頂點，臺灣更是派出大批特務人員從海外向大陸滲透，意圖顛覆*政權。

一時之間，上海的形勢非常緊張。但姚承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些會和自己有什麼聯絡。儘管解放前他和國民黨有過一些來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屬於專業的技術人員，並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正是因為看到了國民黨的種種問題，他在1949年才毅然決定留下。

因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強且作風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權繼續留用。而解放後的歷次審查，他也都沒有什麼問題。但如今，自己怎麼會突然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特務”呢？　。。

舊上海　新上海（17）

鎮反

姚承霖並不明白，此時的上海灘早已經是風起雲湧。由於一開始對鎮反運動並不積極，上海市委的領導已經受到了中央的批評。

1950年6月召開的*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書面報告中“鮮明地肯定了*反革命的極端必要性”，他說：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策動”，“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對一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朝鮮戰爭爆發，10月8日，*中央決定出兵朝鮮，與此同時，毛澤東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千載一時之機”，所以兩天後，他便親自主持透過了“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反革命的工作。

在歷史學教授楊奎松看來，“‘雙十’鎮反，並不是突然的舉動，*反革命是新建政後早就決定必須要採取的重大步驟之一，唯一的考慮是適當的時機。面對即將到來的抗美戰爭的強大聲勢，毛澤東當機立斷要求大張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時機來到了”；而“基於過去革命的經驗，毛澤東相當瞭解，這種大規模*行動，不僅對*的舊勢力會有強大的震懾力，而且會對廣大基層民眾起到一種相當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會極大地樹立起新政權的政治權威。對於剛剛取得全國政權的共產黨人來說，這一點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