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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他可能突然還會“感謝”，幸虧今天飛機晚點了，我能把這本書認真地讀完了。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是這種心態就會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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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去信那些沒用的

一個人要想成功有三個層面，一個要立言，一個要立功，一個要立德。馮友蘭先生曾說，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業有成，需要機緣。他說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難，需要你每天堅持。我覺得幸福也要回到這三個詞上，我還是願意強調精神的作用，因為這個跟意識形態沒有關係，物質有的時候也需要機緣，情感有的時候也需要機緣，但是隻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強大，有一個強大的心臟。

舉龍永圖先生的一個例子，我很少講這個例子，但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他還是副部長，有一次把我們幾個人叫到他的辦公室，當時他也正處在最艱難焦慮的時期。因為是我們內部會議，當時他脫口而出：“我要是為了當官，你見過有這麼當官的嗎？”這一句話透露了什麼呢？他的精神支柱高於官位，或者說跟官位沒有關係。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內瓦即將上電梯時跟我講的：“你知道為什麼要復關嗎？中國不能走回頭路啊。”這是他超越於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撐，讓他那麼多年來都葆有一種很亢奮的動力。

對我來說也如此。我不想去講述我每天做新聞時所遭遇的很多東西，但是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還在做？我說起碼因為我還在相信，相信新聞有助於這個時代變得更好。我願意信，新聞是我的某種信仰，對未來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聞永遠跟其他職業不太一樣。論工資收入，全世界媒體行業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從養家餬口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一個好職業。為什麼還有很多人義無反顧、前赴後繼呢？因為除了工資收入，還會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種改變的慾望和推進改變之後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當然，現在很多有關係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都去考國家公務員了。

我每年夏天都會回老家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幾天不關注新聞。那兒的人也不太關注新聞，生活很好，幸福指數很高。你無力時，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無力，怎麼去讓那些更無力的人有力，哪怕多點希望。作為職業，這是使命。

因此，做新聞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麼希望在哪兒？要一點點地推動改變，讓人看到一種希望。我覺得，希望才能支撐人們幸福指數高一點，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這些信仰不在了，崩盤了，我就不會再幹了，但是支撐我的是這些東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傷、挫折、打擊。因此，每一個人，不管窮還是富，不管年輕還是已經衰老，都要給自己的精神找一個支柱，它是最廉價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內心的平靜有時要靠精神去獲得，這個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藥，你去美國、去德國都需要。德國還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漢，他認為人就應該這麼活著，我不浪費世界，但是我很幸福，這也是一種信仰。更何況當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過來物質的獲得、情感的獲得也會比你想象得要快一點，所以我還是願意回到最廉價的更公平的能夠獲得的資源——精神。我們每個人最後恐怕都是靠精神活著的。

我跟大學生溝通的時候，很多人問我，說現在的社會不良現象都是“富二代”、拼爹、託關係送禮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問他，拼父親，起碼還得有父親，我八歲的時候，我父親就去世了，我母親一個人帶大我們哥倆。開個玩笑，我也曾經擁有一次當“富二代”的機會，但是我爸沒有珍惜。我們在內蒙古偏遠的地方長大，離蘇聯最近。我在北京沒有一個親戚，我沒有因為自己的工作送過一回禮，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嗎？

我總跟大學生們說這句話：“去相信那些對你們有用的東西，別去信那些沒用的。”說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讓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變更強，你一定會成為強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現實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還得鼓勵年輕人，去信那些該信的東西，因為它能改變你。因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沒法不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願意相信社會是奔這個方向走，我還是願意相信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我們所有的不滿意不是過去糟糕的結論，而是未來更好的開始。因此我們今天對幸福的追問、對公平的追問、對民主的追問是新的好的開始，而不是過去糟糕的結果。如果有一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