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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技術上向前推進到廣島和長崎事件時達到了毀滅的高峰。它為大規模報復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目前已達到毫無限制的相互確保摧毀的程度，北美和歐洲的主要城市成為這種難以避開的摧毀的抵押品。

使所有大國軍隊對城市地面戰鬥的態度塗上迷彩的經歷，是1942年秋季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當時希特勒下令保羅斯和第6集團軍攻佔該城市。這樣做的戰略意義不大，好象是一種象徵性的舉動，以證明德國人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優勢，開且實現一個古老格言，即誰渡過伏爾加河，誰就將征服俄國。德國人最初從城市邊緣穿過居民區向市中心推進，雖然說俄軍的強擊群遂屋抵抗贏得了時間，但還是比較容易。一週內，他們就向城市中心突破了，在兩週多的時間內便佔領了它。不可逾越的防禦在內城工廠區。在這一地區防禦，可充分利用大量建築物的有利條件，而且近戰和煙幕使德國的空中優勢不能發揮。在這裡，德軍面臨冬天將至和蘇聯7個集團軍（總兵力一百萬）正在向該城開進中，俄國人使此地成為消耗保羅斯的補給品和彈藥的地方。蘇軍結果合圍並殲滅了德第6集團軍。

俄軍向西進擊，以壓倒的優勢兵力奪取基輔、列寧格勒、華沙和柏林，使數量的作用牢牢地銘刻在蘇聯的軍事理論中。這一集中兵力的理論認為，在農村奪取一個預有設防的陣地需要三比一的兵力優勢，而在城市要保證勝利至少需要十比一的優勢。蘇軍的下一個主要經歷是1956年在布達佩斯。在那裡，他們為鎮壓反叛進行了四天巷戰，殺害了25，000匈牙利人。

盟軍在卡西諾、佈列斯特、阿納姆、亞琛和魯爾區都經歷了城市戰鬥。自那時以後，美國軍隊在漢城和1968年在越南的新年攻勢期間的順化進行了不大的城市戰鬥實踐。後一個經歷是否包含現代大城市作戰的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懷疑。它部分是古代中國城市設計的密集的阿納麥澤城翻版，部分是十九世紀法國殖民地兵營模式。英國軍隊把警察的職責同在耶路撒冷、尼科西亞、亞丁、貝爾法斯特和德里防暴行動中的小規模戰鬥結合起來了。法國在阿爾及爾也是同樣。德國軍隊不會忘記1945年的後衛防禦，並比其它任何軍隊更清楚地意識到今後將不得不在其本國城市打一場防禦戰。

不論什麼樣的實際經歷，分析家和軍事部門已認定城市防禦較農村防禦更有利。他們預見的兵力對比也許與蘇聯預見的不盡相同，但他們所想象的幅度大小是一樣的。由此斷定，城市戰鬥的首要法則依然是孫子所說的：“吾將趨其後”。

這種看法好象是建立在對密集的高大建築物群的印象的基礎上的，這些建築物提供防禦性掩蔽物，被毀後成了坦克陷阱。這也許仍然適用於對以老式樣建設或重建的城市中心的特徵描述。然而，意味深長的是，當巴隆·奧斯曼希望使巴黎中心為工人階級所較難以防禦的城市時，他採用了類似二十世紀都市郊區所採用的設計標準。巴隆·奧斯曼將寬闊的大街設計到城市的中心，使城市採光好，空氣新鮮，並使步兵能夠開進去。為降低傳統的街壘的防禦潛力。他加寬了道路和加大了建築物間的空間。儘管較古老城市地形和新都市郊區之間存在根本差別，但北約軍事部門看來是確使克勞塞維茨的第四條戰略原則，即戰區對防禦的支援越來越大。他們充滿自信，認為從1945年以來，歐洲建築物稠密地區急劇擴大，勢將減緩華約軍隊任何侵略性強攻的推進速度。北約的美國部隊當前的軍事原則反映在美國陸軍學校的《城市戰鬥報告》中：“西歐城市地區的範圍急劇擴大，給美國陸軍在這一地區的防禦提出了獨特的形勢。魯爾谷地、漢堡地區城市蔓延，同陶魯斯山脈的天然防禦陣地連線起來，加上法蘭克福區，為防禦一方提供了大規模的建築物稠密地區（障礙物），侵略者必須穿過它才能繼續向前推進”。

自1945年以來居民區和商業用地的擴充套件，主要是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區，它是以使用需要密集優質道路網的汽車為中心而規劃的。這種道路網被有限的通路和分散的公路連線在一起。住宅區是分散的或成小片分佈，其周圍空間很大。它們大部分是一、二層的建築結構，牆體較厚。這裡有大量的開闊地面，標誌著這一人工地形是世界上的戰略要地，特別是西北歐更是如此。有人會提出，在戰術上講，這種郊區地形易攻難守。假如情況如此，其戰略含義便是，都市郊區的長而寬的地帶將構成最佳的推進路線，譬如蘇聯對西歐的進攻。這將使北約的這種希望破滅，即城市化的地形會有效地阻止華約軍隊的行動，以便在蘇方攻抵大西洋前能考慮透過談判達成停火。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