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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斯出國了。找布魯斯怎麼樣？”與此同時，我就在撥號給布魯斯了。 “好，布魯斯吧。”雖然即使泊斯出了太陽系，傑克也可能很輕鬆地說無所謂，給我接通她的電話——這樣的話，我就會告訴他我們已經全境通告找泊斯了，但是在我們找到她之前，布魯斯會是個不錯的替代。    
急躁是美德（2）
我經常一隻耳朵留神傑克的電話談話以跟上形勢發展或者確定我沒有漏掉他在談話中可能做的約定。當傑克從路上打回電話而我在辦公室時，他總是打一連串電話。我很有必要只是守在電話機旁，接入下一個電話，再下一個。結果，我從這位大師那裡直接學習到，我應該問他的主管們什麼問題，瞭解將要來訪的客戶和許多其他事宜。 我剛才提到的一個技巧——旁聽電話——值得一學。全神貫注地投入工作內容，跟上週圍發生的事件的速度，這是無比寶貴的經驗。傾聽各種各樣電話往來提供了寶貴的教訓。而且，守在電話旁傾聽，我就不需要傑克向我解釋某個形勢或事情。此外，如果傑克約好要旅行或者參加會議，我就非常清楚地在日曆表上作標記。我也會提醒他已經定好的日期，也確保我開始收集背景資料和其他調查資訊。我往往會離開聽筒，查詢補充資料或回答一個將要問的問題，然後帶著最新訊息再回到電話線旁，這樣當傑克掛上電話時就會對整個形勢有更全面的瞭解。 旁聽電話是否妨礙了坦誠？在內部當然不會。我還沒記得有哪一次通用的哪個主管因為知道我在旁聽而不願說話的。實際上，傑克過去很自然地把我拖進談話中，他會說“你聽到他說什麼了嗎？是真的嗎？”——似乎他需要一個證人來證實他的說法。 或許我旁聽過的最有歷史意義的電話要算傑克退休前幾個月的了。你可能聽說過通用收購Honeywell失敗的行動。我會在第15章詳細討論這一事件，但是這裡我要談一下當時我旁聽電話的經歷。在提議收購Honeywell的最後階段，當歐盟競爭委員會委員馬里奧·芒提打電話說歐盟正在抵制這次收購時傑克·韋爾奇確保我在旁聽。那是6月28日星期四下午。因為傑克馬上要對媒體釋出訊息，為了確保從法律上謹慎行事，在此之前他想多一隻耳朵。有我在旁記筆記，他就能夠多一點法律保障，以防律師們跟他說：“你確定芒提的用詞是那樣的嗎？”情況是從芒提的律師們給了我們的律師團一個說法，而從Honeywell那裡卻得到另一個說法（基於他們對於歐盟抵制這次合併的理由有不同的解釋）。我對芒提/韋爾奇的電話談話，傑克打給Honeywell總裁麥克·邦斯諾的電話以及韋爾奇、邦斯諾和芒提之間的三方談話全部知情。這表明傑克·韋爾奇對處理這一關鍵事件有多麼小心、謹慎和關注。    
保持記錄
為什麼不用錄音機儲存這些談話呢？通用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得用錄音機，但即使允許使用，要錄音和儲存幾百萬小時的電話談話也純粹是個浪費的苦差。而且，很少有筆記值得記錄，包括我的筆記。我很少記筆記，即使偶爾記，也看起來像事後整理的。想想看：你有多少次讀過自己三週前出席的會議記錄？為什麼有些機構堅持會後分發會議記錄和摘要呢？大多數參會者當材料到手時已經拋諸腦後，處理別的事情去了。 個人之間有所不同，通用的員工會記一些筆記幫助他們會後集中注意一個行動計劃，但是很少有人為了歷史記錄本身對存檔感興趣的。我認為那些太擔心歷史的商業企業最後陷入過去，投入太多時間和精力過度記載和分析那些永遠都不可能再次發生的事情。這種方式本來要創造一個保護毯，可實際卻並非如此。記錄自己為什麼失敗並不能保證你不會再犯。如果有問題，那麼就花足夠的時間查清問題，解決它，然後繼續前行。商業著眼於現在和未來。昨天很重要的東西很可能跟將來沒有什麼太大關係。即使有關，也會在公司已經確立的文化中顯現出來，而不是在一些檔案櫃（或資料庫）裡面發黴。我可以說14年來，只有少數幾次傑克·韋爾奇需要看看檔案裡的檔案。他寧可集中於現在的資料和將來的計劃。 即使有時他做筆記，通常也很隨便，隨意而為。傑克最喜歡寫在紙片上或半張雞尾酒餐巾上。大多數時候，他太專注於會議中實際的交流，沒空退出來記筆記。 幾乎惟一用錄音機記錄的場合就是傑克跟媒體聯絡的時候，因為要避免別人拿他的話斷章取義。當然，我們總是讓採訪者知道我們在錄音。這完全是一種防範策略，讓記者們明白他們可能要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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