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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廟的偏房裡，關公就在正堂裡。丁莊人想發財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幾十年，末了還是賣血掙了錢，也就扒了廟。不信關公了，信著賣血了。

信著賣血了，也就蓋了這所新學校。

蓋了新學校，爺爺也就常住學校了。

十幾畝的地，在平原的曠野上，壘了紅磚花圍牆，在面東最上的地方蓋了兩層樓，樓窗上裝了大玻璃，門口寫了“一、一班”，“二、一班”，“五、一班”的木牌子，校院裡豎了一個籃球架，大門口的鐵門邊上掛了“丁莊小學”的木牌子，這也就是著學校了。學校裡除了爺，還有數學和文體老師兩個人。兩個人都是年輕人，外莊人，一聽說丁莊有了熱病就不來教書了。

再也不來了。

死也不來了。

學校裡，就只剩著我爺一個了，守著學校的門窗、玻璃、桌椅和黑板，守著丁莊和平原上熱病滿地的苦日子。

學校裡，到現在都還有新磚新瓦的硫磺味。在這秋深的半夜間，硫磺味比莊裡的新街還要濃。爺爺每次一聞到學校新磚新瓦的硫磺味，他心裡的燥就會靜下來，就會想起許多的事。這時候，黃昏過去了，平原上的靜，川流不息的靜，把學校包圍著，像霧從學校漫了過去樣。爺坐在校園中間球架的底座上，仰頭望著天，讓秋夜的潮氣從他臉上滑過去。他有些餓，去溈縣一天只吃了一頓飯。因為餓，心裡有些慌。因為慌，心裡便如繩子勒著樣。細繩子，每勒著疼一下，他的肩膀就跟著抖上一陣兒。

這一抖，他就又想起了那年春天的事。

那年春天的事，像草綠樹發樣鋪展到了爺面前；明明白白著，像月光一樣鋪在他的面前了。

爺便看見了那年春天的事，明明白白著。

颳了風，樹葉擺呀擺，肩靠肩地擺。這一擺，那年的春天就來了。縣裡的教育局長也來了，領了兩個縣幹部，來莊上動員賣血的事。是仲春，莊裡屯著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撲鼻子。教育局長就在這香裡，去找了村長李三仁，說了上邊要組織百姓大賣血的事。

李三仁便驚著張大了嘴，說：“天呀，你讓賣血呀！”

張大了嘴：“老天爺，讓百姓賣血呀！”

李三仁不去開會動員丁莊人，三天後教育局長又來了，又讓他組織丁莊去賣血，他便不說話，只蹲在地上抽著煙。

又半月，教育局長又來了，找著李三仁，不再動員他去組織丁莊賣血的事。不再動員他，卻把他的村長給撤了。

把他當了四十年的村長給撤了。

開會宣佈一下就撤了。

撤了後，李三仁還是張大著嘴，半天沒有說出話。就在那會上，教育局長親自動員丁莊賣血了，他在莊民會上說了很多話。說了前，說了後，說了發展血漿經濟，力圖民富國強的話，最後在那會上盯著莊民們喚：“我說的你們聽見沒？算我求了你們丁莊人，求你們說句話，不能我在這講了大半天，你們的耳朵都忘在家裡床上啦！”

他喚著，嚇飛的雞，離開會場老遠咕咕咕地叫。驚嚇了的狗，從主人身邊站起來，對著局長汪汪地怒。狗的怒，又把主人嚇壞了，照著狗的肚上猛一腳，罵：“叫！叫！誰你都敢叫，誰你都敢叫呀！”

末了後，那狗嘰嘰地叫著跑走了。

末了後，教育局長把手裡的檔案扔在了桌面上，洩氣地坐下來。坐一會他就去學校找著我爺了。

在學校，我爺不是老師。可我爺算老師。最老的老師了。小時候，他能念《三字經》，會背《百家姓》，還能計算《萬年曆》上的生辰和八字。解放後，上邊要求莊莊要有掃盲班，丁莊就在莊南關帝廟中辦了小學校，我爺就去關帝廟裡當先生，先教學生們去讀《百家姓》，後教學生們在地上用木棍學寫《三字經》，再後來，上邊派來了專門教書的先生了，就把柳莊、黃水、李二莊的學生都集中到丁莊的關帝廟，由那老師開始去教“上中下，左中右”，和“我們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還有“一行大雁往南飛”。我爺不再教書後，就在學校打著雜。敲著鍾。管廟裡的東西不讓別人偷。

這一管，就是幾十年，老師的報酬是工資，我爺的報酬是廁所裡的屎和尿。那屎那尿都歸著我爺家裡種的地，就這樣過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過了幾十年，莊裡都把我爺當成老師了，學校發工資不把我爺當成老師看，可缺著老師了，要有人頂缺上課了，也都把我爺當成老師了。

爺不是老師。爺也算老師。上邊的教育局長到學校去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