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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標題則是“旋律優美但不是投資所需。”文中說“最近維珍公司的賬目顯示出令人擔憂的景象，斷斷續續的現金流不能滿足公司投資需要。”　這份文章簡直無中生有，一般說來，當記者寫報道時，即使是誹謗，他們也會聯絡我核查一些基本資訊，但是《衛報》的這名記者從未聯絡過我。我看完這篇文章，很感害怕，這會激起其他報紙登載類似的文章。如果財經記者說維珍陷入如此的麻煩，銀行家們就會把他們的金錢帶回自己的保險箱。“因此維珍處於高度曝光下，”文章總結道，“與競爭對手相比，它非常弱小。它的主營業務非常不穩定，回購的影響和這個商業帝國的飛速膨脹讓債務一直處於很高的水平。布蘭森的熱氣球看來正走在通往平流層的危險的道路上。雖然這個旅途讓人興奮，裝飾花哨，但是布蘭森先生的熱氣球旅程是任何後繼的商人的不良範本。”這份文章擊中了我們最脆弱之處，所有的賬目暴露在燈光下。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或者《衛報》的讀者會認為，理查德？布蘭森正在快速下沉。

電話鈴響起，其他的記者詢問我的反應，我重複了威爾和我剛寫的宣告，重點宣告這些數字事實上是不準確的，這份文章忽略了維珍唱片無形資產，也沒有計算維珍航空飛機的價值。我預備那天下午五點飛往日本，沒有許多時間來回應《衛報》，便開始飛速給編輯回信。我試圖對這份文章不屑一顧：“在你們的文章《布蘭森的熱氣球會爆炸嗎？》中有許多不準確數字，如果你們的記者懂得在寫之前採訪過我的話，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於我幾分鐘後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會傷害你們讀者。然而，必須指出你們的錯誤，我們的利潤並非”盲目投資“——它們翻了兩倍！”我繼續列出理由表明在歸還完所有的債務後，我們所有公司的淨資產大約有十億英鎊。威爾過來說：“不能僅僅寫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擊了，應該讓他們給你一整版來自我防衛。”“可是他們決不會那麼做。”“或許會。這會引起騷動，對《衛報》也有利，這比將這封信塞在最後一版無人看要好。”我們一起炮製了一整篇文章反駁《衛報》，當我抵達東京時，威爾打來了電話：“好了，我們拿到了半個版面，我把草稿傳真給你。《衛報》認為我們會起訴他們，所以當我們只要求公開回應的權利時，他們樂得提供。”

我又打電話給特雷弗，問羅伊德銀行如何評估這篇文章。“她們對此很放鬆，”他告訴我。當我給羅伊德銀行打電話時，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確看了文章，”約翰？霍布利說，“但是很多人沒有看到，無論如何，我認識的人都不把《衛報》當回事兒。如果文章發表在《每日電訊》或者《金融時報》，事情會大不一樣。”“現在，你對貸款做了什麼決定？”我努力裝作隨便問問，好像我不怎麼關心。“董事會已經批准了，”霍布利說，“我們有一個機制可以在你們的資產被出售前得到它們。”我放下電話，躺在旅館的床上，閉上眼

睛，如果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發表，倫敦的反應大不一樣，我們正在拼命重獲信任，如果這樣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時報》上，銀行會立刻收回自己的貸款，讓維珍破產。

我在日本獲得了榮譽博士學位，這所大學要求我飛過去同學生見面，並建議我做面對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講。當我坐在1000名學生面前時，教授請他們提問，一開始幾乎三分鐘毫無動靜，為了打破僵局，我鼓勵說第一位提問的人可以獲得兩張去倫敦的豪華商務艙機票。50雙手立刻舉起來，接下來的三個小時排山倒海的問題讓我沒歇過。

我也在京都為維珍大賣場尋找可能的地點，邁克和我坐上了從東京開往京都的火車，這種火車名叫“子彈頭火車”，這種火車更像飛機：在上面可以聽磁帶，有乘務員服務，甚至還有自動販賣機。“為什麼英國沒有這樣的火車？”我很奇怪，草草記下有關日英兩國的火車比較，然後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週回到倫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電訊》交通版記者託比？海爾姆打電話給威爾，問如果政府將英國鐵路私有化，維珍是否有興趣經營火車，威爾過來問我。“我們會嗎？”我反問。“這是一個挺有趣的主意，”威爾說，“我喜愛火車，我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經營，免費提供食物和報紙，甚至維珍飛機艙內的服務。我們能直接在倫敦至曼徹斯特和倫敦至格拉斯哥兩條路線上直接和英航競爭。”我們討論的越多，越覺得它有意義。鐵路一定是解決所有交通問題的方法之一，每一條新建的公路都會立刻堵車，駕車從倫敦到曼徹斯特簡直是場噩夢。“告訴他我們會！”我蓋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