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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越來越著急，越來越牢騷，於是借古諷今，責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強諫”，以諷當朝重臣。

後來，看看還是沒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沒有機會越職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講講古代的事）。正好，趕上漢武帝就李陵事件問他看法。司馬遷可逮著機會了，可以講當代的事了，於是嘩啦嘩啦說了好大一段，夾雜著壓抑已久的不滿，終於給自己博了一個“誣罔”（就是亂說）的罪名，交給司法部門處理。出來之後的司馬遷，變得半陰不陽，丟了半條命，這才算踏實了。

可見，進諫是多麼的難啊。即便遇上漢武帝這樣的“聖主”，不小心觸錯了他哪一根“聖筋”，進諫者一樣也被投豺喂虎了。

這裡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歷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觀的鏡子，寫歷史的人帶著自己的情緒去觀察和記錄歷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歷史的現實中並且改變歷史的容貌。

司馬遷為了表達對當朝皇帝漢武帝大興事功的不滿，於是在給蒙恬作傳的時候，隻字不提長城的客觀價值，而是全力進行貶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長城是“固輕民力也”。

也就是說，他對當朝皇帝不滿，但不敢說一個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著，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時強諫”。

司馬遷憂國憂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對蒙恬的點評則多少有點意氣用事，求全責備。

但無論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諷當代之政事，是漢朝人常用的辦法。

董仲舒在《漢書·食貨志》中曾發言說：秦朝的勞役，是“三十倍於古”，田租“二十倍於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這組資料，讀罷感覺老秦對人民的騷擾侵奪，令人不寒而慄，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但是，董仲舒的這組資料，以及他得出該資料的演算法和依據，其實大有問題。

按《漢書·食貨志》原文：“當時漢武帝與外邊的四夷過招，代價極大，內部又大興功業，役費並興，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著他瞎忙，種地的根本事業反都顧不上了）。”於是，董仲舒上書勸告漢武帝——並在上書中，董仲舒說出了秦的那組可怕的數字。

有學者論，這組數字，其實並不是秦的數字，而剛好正是漢武帝時代的數字。秦固然勞役、田租也高，但還沒有達到這個天文數字水平（秦的勞役，據學者論，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達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強稱其為秦制度，是其規諫漢武帝的一種手段。讓漢武帝知道，秦按照這種制度去搞，終於把自己國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於是，在中國後代大臣的口中和筆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為罪惡的靶子，一有機會，隨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經這麼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樣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樣速亡了！”

為了起到教育當代君王作用和說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須被打扮成暴君，後人犯的錯誤，也往往安到他們頭上。於是他和商紂王一樣，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舉個例子吧，《漢書·西域傳》，這是正史了吧，其中說：“（漢武帝）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三輔黃圖》引《廟記》說：“長樂宮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樹。漢武帝行舟於池中，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明明是漢朝人自己的醜事，臣子們不敢說，卻轉安到一千年前的紂王身上去。

看來，紂王在沙丘的宮殿也許是有的，酒池肉林卻多半是漢朝人投射給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這裡口羅唆了這麼多，想說明的就是一句話：由於後人在講壞事的時候，喜歡稽拿前人中的壞角色來說例子，所以，歷史上的“壞人物”會被越說越壞。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後代史書和後人說得很負面，很壞，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聽、去信。

秦二世採用不光彩的手段剛剛繼位的時候，如果他能夠像漢武帝的接班人那樣做些緩和社會矛盾的事情，天下的形勢尚是可以收拾的。

但是，秦二世（這年二十一歲），非常有個性，他堅持凡是我爹搞的專案都不許停，凡是我爹用的人才都必須殺。終於使秦政權失去了最後轉機的契機。

趙高進言說：天下各郡各縣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你認為“不可”的（意思是不跟您一條心的），趕緊找些罪名把他們殺掉。然後把一些低賤的傢伙提拔起來，頂他們的缺。這些人被您抬舉得大富大貴，必然感恩戴德。您再把遠在地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