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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我才知道什麼叫“衛浴”———衛生間和浴室叫“衛浴”；同樣，靈魂與肉體叫“靈肉”。誰不會縮寫呀？別老懞我沒文化！

在這個“以二為酷”的時代，我要做一個“酷二”，所以我從名譽、豔遇、衛浴想到了抑鬱。當抑鬱遭遇衛浴，三毛用卡文·克萊文的黑色絲襪把撒哈拉沙漠變成了絲綢之路。當同樣抑鬱的陳寶蓮染紅“祭梵西五月櫻唇”自高樓墜下，她剛剛在衛浴中完成了“皇家悠韻淡奶浴”，也剛剛讓她的貼身女侍做完“菩西提精油推拿”。

生命從聲名鵲起時開始，在鬱鬱蔥蔥的抑鬱中結束，人類在欣欣向榮中迎接無邊落木。別跟我說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用馬鳴風蕭蕭，我就是你鐵定的下家。我都是你下家了，何懼蕭蕭下！

蔣方舟　無忌

蔣方舟。女，1989年10月出生。七歲開始寫作，九歲寫成散文集《開啟天窗》，十一歲寫成長篇小說《正在發育》，十二歲寫成長篇小說《青春前期》。同年在《南方都市報》等媒體開設專欄。

蔣方舟的文章顯出兩方面的可愛：一是透過文字顯出她個性的可愛——個性活潑——然而她的另一可愛更為重要——因為年幼，她在語言上少了很多顧忌，就像人在童年時期完美的說真話狀態，但是人成年之後這種狀態便銷聲匿跡。很多人正是因為方舟的這種意識，覺出其文字可愛與可貴。

人不能接受採訪

我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那叫一個興奮，頭腦發熱，印堂發紅，兩眼發光，一看就知道跟所犯的事兒跟酒後駕車類似。記者問我：“你的第二本書準備寫多少萬字？”剛剛能夠從一數到一百的我說：“一億億萬字。”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一直在和一個椅子玩——嘗試用不同的姿勢和方法撲在上面。其實我平時像個大閨女一樣文靜，可是接受採訪，就退化成了一隻活潑的猴子，由此可見：人一見到記者刷刷地往本子上記錄，一想到自己的尊容將要透過黑洞洞的鏡頭，鑽進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被無數雙忽閃的大眼睛瞧著，他的血就往腦子上衝，不知道自己是誰，北在哪兒，就滿嘴跑舌頭，出豪言，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尤其是在看別人接受採訪的時候，我無比堅信一個事實：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給個竿就順著往上爬，後果就是讓人看到了遜而又遜的尾巴。

名人吧，也免不了這個俗。這我可看多了。比如“我是演員裡面最有文化的人。”“別人一老就歇菜了，我可以演到一百歲。”“我導演的片子不跟中國的比，要到世界上去叫勁。”“我的東西吧，現在的人看不懂，三百年後才有價值。”“我覺得吧，諾貝爾文學獎不給我，那是他們沒眼光。”

小孩也不例外。那些和我同行的，所謂的“少年作家”非常之不爭氣，接受採訪時擺出一副政治家的模樣，說話陰陽怪調，用我們老師的話說叫做“極有感情”。只見他皺著眉頭，像是從1937年起就沒笑過，裝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樣子，只有抨擊學校制度的時候，才有了點兒激烈而憤怒的情緒：“教室像牢房一樣”，“作業留得比喜馬拉雅山還高”。被人叫一聲“天才”就暈了，陷入半瘋狂狀態：

“老師想讓我們成為全才，老師自己應當先成為全才，比如他教完語文就教數學，我們就不會腦子換不過來了……”年輕人嘛，說話沒有邏輯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我只打算輕輕地，溫柔地教育他一下：數字和漢字就是不一樣。你的腦子不能換過來，老師的腦子就能換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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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隔世

我十四歲，電視就是我的生命。我對電視的感情可以用任何一首帶著哭腔的苦情歌的歌詞來形容，比如“沒有你我無法繼續”“別離開我求求你”之類的。

有一天我們家電視壞了，黑成一片，沒有聲音，我爸找了好幾撥維修人員來修，把我們家桌子都修壞了，電視還沒有修好，攤成了一堆零件。每天吃飯的時候，因為桌子被壞電視佔領，我們只好端著碗，蹲在水泥地上吃，聽見樓下新聞聯播開始時激昂振奮的音樂，而我們家則是一片寂靜的咀嚼聲，很貧窮悽慘的樣子，都可以上《黑鏡頭》了。

沒有電視了以後，忽然多出了很多時間用來吵架，我們家的三個人天天斜著眼睛，互相猜疑是誰搞壞了電視，是誰賺得錢少，買不起新電視。是誰無能，修不了舊電視。我親愛的父母一致認為是我搞的，因為我是我們家跟電視玩得最好的一個。冤屈之下，我激憤難當，想寫一篇關於“電視和家庭和睦關係”的論文，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