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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束，也把財政稅收、軍需出入比較做得更現代化。前者屬於社會史，後者屬於經濟史，這一切已是前所未有，仍只算作改革過程中臨時的一段調整。而北伐與抗戰也仍不過是這空前龐大運動中之一環節。&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二）　過渡期間的社會與經濟（4）

用不著說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講的空前龐大的運動，可以說是進入資本主義之體制；這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之真髓。我因為這些名詞非常混淆而容易引起爭執，所以強調進入此境界時，一個國家和社會即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亦即是過去以農業社會之生活方式作為施政的基礎，現在利用商業社會里的生活方式。這樣反能使讀者看清這種改革之內涵，比一種呆板的定義更實用（可是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書內，我仍給資本主義賦予定義，詳該書頁182）。換言之，我重歸納法，不重演繹法。有如我在《萬曆十五年》內已將中國官僚主義的理想與習慣敘述得詳盡，即無須再將官僚主義這名詞搬出來，再製造出一套抽象的理論。 可能也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常用的名詞，我不能如是容易地脫身。大家都知道討論資本主義的前有馬克思［其實馬克思未曾在字面上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只稱為〃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 以及〃資本體制之立場〃（kapitalischer　grundlage）， 後有韋伯，今日有不少的理論家自己已鑽入〃逃墨則歸於楊，逃楊則歸於墨〃的境界。我個人即有此經驗。有人問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我說不是，對方就說那你一定相信韋伯了。 可是事實不是如此簡單。在這情形之下，我們也可以再引用孟子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韋伯敘述歐洲脫離中世紀而進入現代時，思想信仰上的解放，有如路德及加爾文的神學，賦予教徒以自信，使他們將宗教上的信仰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這種〃新教倫理〃使各人心、口、手一致，所以思想與行動合理（rational）　， 非如此，令人預為籌謀的法制即無法執行，法制合理化，才有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具有極高度理想主義之成分，只能令人長思，無從證實。一種帶集體性的基本思想，行見於社團當然有長遠的影響。我上面就講到愛面子，重英雄崇拜，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而非多元，就助長了軍閥體制，也是這個道理。中國的秘密結社、崇拜關公，也是旁的組織原則如權利義務無從合理地劃分得清楚，私人義氣可以代替這些原則的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得到韋伯啟蒙的作用，我也勸各位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注重心理學和社會學。 可是要靠韋伯作為開啟中國秘幕的鑰匙，則未免期望太高了。首先我們務必瞭解韋伯的解釋，只能在有選擇性的場合上適用［他就引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及富蘭克林的言辭支援他的理論］，並非新教徒都成為了資本家。據我們所知，世界上資本主義成熟得最早的地方威尼斯，這城市國家始終沒有放棄天主教，只是它的主教自己選派，凡教堂對商業的約束它都拒絕遵守，此外並未產生獨特的新教倫理。法國與比利時也為天主教的國家，這並未阻止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內發展。荷蘭因抵抗西班牙以主教加強各地之管制而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加爾文派的力量才逐漸發展。獨立運動的領袖威廉（沉默者William　de　Eerste） 先為天主教徒，後改信路德派，最後才為加爾文派。至於這地區歷來地方自治的力量強，各城市的紳商有勢力，獨立之後新國家沒有其他的邏輯，才銳意經商，作為資本主義最前進的國家，這並非由於教堂的力量促成，也並非受神學或倫理所擺佈。 總之，像韋伯這樣的一個思想家，他的地位甚至可能與王陽明對比，不可能由我三言兩語抹殺得乾淨，一個國家和社會從農業體制衍化到商業體制，牽涉萬緒千頭，不可能沒有思想上的大規模調整，韋伯的用處也在這地方。他講到中國時提到父系威權（patriarchal　authority），妨礙合理化地組織勞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我們都無從反對，我昨天就講到明朝抽稅威權由上至下，各人都要規避責任，土地變形，賦稅也不能登出，正符合他所說；可是韋伯不知道有北伐，有抗戰，他沒有聽到蔣介石的名字，不知有張學良、宋子文，我們不能從他的言論中，開創寫中國近代史的出路，反之，我們過於崇拜他，只會禁錮我們的思想。 以上說及韋伯各點更可用於馬克思。馬克思曾說及：〃人之自覺不能決定他們的生存，只有他們社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