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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但是,斯大林拒絕走進房子,站在雨中等著。丘吉爾一行終於出現了。跟他們一起,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到了。 看見斯大林之後,丘吉爾感到驚喜。兩位領導人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其後英國領導人決定照樣做出一個客氣的姿態:邀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參觀自己飛機的座艙。座艙的裝置裝飾非常好。斯大林不禁感嘆說,現在他明白了,為何首相如此喜歡周遊世界。 1944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展現了與丘吉爾保持密切關係的努力。當時,英美軍隊在阿登地區處境艱難。德軍使用大兵團反攻,將盟軍逼向西方。出現了戰線崩潰、以及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部被殲的危險。丘吉爾籲求援助。他派遣空軍元帥特德前來莫斯科,要他向蘇聯領導人描述盟軍所處的絕境,並弄清楚,紅軍能否提前展開冬季攻勢。“西方正在激戰,”丘吉爾向斯大林通報說,“我們能否在元月份之內指望俄軍在維斯杜拉河地區或者其他任何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我認為事態緊急。” 蘇軍指揮部當時沒有完成必要的準備工作。天氣情況極為不利。攻擊提前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困難和傷亡。但斯大林決定向盟軍展示“善意”,並且提醒對方,當1942年夏天紅軍處境困難時,英美並沒有馳援。“考慮到西方戰場我們盟軍的處境,”他給英國首相的電報說,“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決定加速完成準備工作,並不顧天氣情況,不遲於元月中在中央戰場對德軍發起全面進攻。您可以不必懷疑,我們將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一切,向我們強大的盟軍部隊提供援助。” 這個承諾兌現了。一月十二至十五日,紅軍在700公里的正面向西推進。截至到二月一日,紅軍在主攻方向上推進了500公里,解放了華沙,來到了奧得河,即德國的新國境線。截止到二月四日,雅爾塔會議開幕之前,紅軍距離柏林只有60公里。盟軍距離他們還有500公里。 在利瓦地雅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丘吉爾感謝斯大林幫助了艾森豪威爾,並通報說,阿登地區的局勢已經改觀。但是,雅爾塔會議上,討論重要問題接下來的程序卻顯示,斯大林與英國領導人達成“互諒”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上,在波蘭問題上,在聯合國憲章等等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爭執和對立。與倔強的保守黨領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與羅斯福相處。 就在打敗德國的前夕,英美與希特勒密使黨衛軍將軍沃爾夫在伯爾尼的秘密談判,使局面暗淡。 就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與羅斯福的信件來往之中有過激烈爭吵。但克里姆林宮認為,實際上,所有這些都是英國人想出來的,並且,丘吉爾避而不答並非沒有緣故。 在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感覺到,杜魯門總統,其對蘇聯的敵意態度早已經不是秘密,認為丘吉爾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彈訛詐莫斯科的圖謀尤其使斯大林警覺。對這個威脅,斯大林採用對東歐國家施加強大壓力作為回應,結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國的激烈反應。丘吉爾在伏爾頓的演說受到杜魯門的稱讚,顯示斯大林與丘吉爾“合作”的希望不過是幻想而已。 此後,從一系列檔案中顯示了丘吉爾的真正立場。 丘吉爾的私人醫生摩蘭爵士回憶了1946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談話,當時美國依然獨霸著原子彈。 “我們不應該等到俄國做好準備的時候,”英國前首相說,“我認為,他們獲得這些核彈還得七年。美國知道,俄國百分之五十二的機械工業企業在莫斯科,並且可以使用一顆炸彈摧毀它。這也許意味著三百萬人的死亡,但對他們(美國人)而言,這根本無所謂(他微微一笑)。他們更關心的,是歷史性建築,譬如克里姆林宮的被毀。” 1948年,在與美國駐英國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談話時,丘吉爾指出: “現在是最恰當的時機告訴蘇聯人,如果他們不退出柏林,不離開東德,我們將從地球上抹掉他們的城市……他們惟一能夠接受的語言,便是武力的語言”。  
克格勃與中央情報局流產的合作
斯大林向美國人建議兩國情報機構互設代表處,定期交換情報。實際上,這是羅斯福的想法,只不過斯大林“偷聽”到了,決定“先發制人”。 羅斯福出於大選的考慮,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 戰爭年代,斯大林從不放過任何機會與來訪的美國人士會見。這裡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單子。其中有共和黨美國總統候選人懷登·威爾基,前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戴維斯,美國商會主席艾裡克·詹森,美國戰略署(中央情報局的前身)主任維廉·多諾萬等等。雖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對美國的政策沒有直接的影響,蘇聯領袖認為,與他們進行哪怕簡短的談話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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