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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讀到從雅爾塔會議發來的報道。似乎就在昨天，會議的參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來應該跟他們一起去克里木，進入拉瓦地宮，翻譯斯大林與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談話。四年來，我已習慣於一個念頭，即在這些場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萬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麼是翻譯？沒有他，談判的參加者就像聾子啞巴。翻譯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發現，需要他僅僅作為一個專業人員，而根本不是作為一個個人。人消失了，但專業人員還在，但已經是另一個的軀殼。從前的那個從未有過，並且無關緊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無論如何不能釋懷。觸及傷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斷：我根本不僅僅是翻譯，並且還是外交部長助理。不過，我雖然勤勤懇懇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這個職位上作用有限。我當時過高估了自己，以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們不能就這樣簡單地拋開我。我記得“領袖”的話，“幹部決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沒有不可替代的人”。許多比我更有才華、國家更需要的人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並且遭到肉體上的消滅。我還活著，並且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我應該感激才是！但是，內心驕傲的小蟲子在繼續吞噬。我覺得自己這一生已經完了。我感覺到渾身痠痛，冷漠的粘霧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三十歲的我覺得自己衰老、無助。 我夜間的不眠使家庭生活變得複雜。1947年第二個兒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無可挽回地走向離婚。此後，有近乎於瘋狂的迷戀，有不斷的吃醋，和解和爆發。不過這些心靈上的創痛治好了病症，並壓制了對“失樂園”的思念。 1953年3月，當斯大林死後，我像千百萬蘇聯人一樣，哀悼了他，但已經沒有了被無辜開除的情緒。 在貝利亞被槍斃之後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單身漢房間裡響起了電話鈴聲。科西列夫，他的聲音我已經十年沒有聽到了，若無其事地說：“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請您馬上來一趟……” “領袖”死後，不久前還命懸一絲的莫洛托夫再次成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長。部長會議主席由馬林科夫擔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貝利亞，同時擔任內務部長，赫魯曉夫被委以黨中央書記的職責——這在當時被認為並不重要。 最近幾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幾座類似克里姆林宮塔樓那樣的高層建築，斯大林非常喜歡。在位於斯摩稜斯克廣場的其中的一棟裡，搬進了外交部。為我準備的出入證放在大門口值班員處。我一方面激動，另一方面卻不理解部長突然約見的原因。我來到七樓，這裡是他的秘書處。我想，外交部從鐵匠橋搬過來很好，並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宮我所熟悉的辦公室接見我。否則的話，我的心裡又會痠痛。在這裡，在斯摩稜斯克廣場一切都不一樣。 當進到秘書處時，科西列夫要我直接進到辦公室，部長正在那裡等著我。 莫洛托夫還是那樣坐在桌子後面，向我點頭問好，並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裡。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裡毫無二致。幾乎這期間並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還見過他。他既沒有問我的身體情況，也沒有問這些年我是怎麼過來的，直截了當地說：“明天，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將在維也納開幕。我們想派您去執行一項任務。據信，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前總理約瑟夫·維特將出席會議。您必須結識他。最好作為報道會議情況的《新時代》記者前去。您將以這個身份向維特作自我介紹，請他就保衛和平運動為題接受採訪。但我們對另外一件事感興趣。我們正在重新評估國際局勢。我們有被隔絕的感覺。所以應當採取措施，打破這種局面。制訂新的歐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維特在1922年的拉巴羅時期，積極看待與蘇俄的合作。有關我們如何解決歐洲問題，其中也包括制定對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談一些重要的見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 “是的。我會盡力完成您交給的任務……” 聽著莫洛托夫說話，我一邊在想：我的命運中又一次出現了某種轉折。他當然可以把這個任務交給外交部的任何一個人，但不知為什麼仍然決定了叫我來。也許是因為我還有戰前與德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最近幾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務和外交部機關之外。可他本人認識我。正因為如此，他才將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給了我。尤其使我感到驚訝的，是這事跟出國有關。不過，當時在奧地利駐有蘇軍，可那裡也有美英法的部隊。而維也納在四個佔領區之間沒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奧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個方向，包括西方。在當時，這種出國，尤其考慮到我的情況，是特別受信任的訊號。並且現在是多年沒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