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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策劃“如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馳分別給江騰蛟、王飛、於新野、胡萍和空軍司令部情報部副處長王永奎等佈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廣州的飛機8架，派256號專機送林立果去山海關，並讓這架飛機供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使用。王飛、於新野和空軍司令部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等擬定了南逃人員名單，研究了分工和具體行動計劃。當晚10時許，周恩來總理追查256號專機去山海關的情況，命令該機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謊報去山海關是飛行訓練，並偽稱飛機發動機有故障，拒不執行命令；一面給周宇馳通風報信。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葉群和林立果接到關於周恩來總理追查飛機的密報，即與劉沛豐等到山海關機場倉皇登上飛機，不等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服務員上機，飛機航行燈也沒有開，就命令飛機起動滑行，於9月13日零點32分強行起飛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1971年9月13日3點15分，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攜帶所竊取的大批國家機密檔案和大量美鈔，在北京沙河機場劫持3685號直升飛機外逃。駕駛員陳修文發覺後，採取措施回飛到北京市懷柔縣，降落時陳修文被周宇馳殺害。

提起公訴（7）

43。　林彪叛逃前，周恩來總理決定，256號專機必須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但李作鵬給海軍山海關機場場站下達的命令篡改為“4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並說：“誰來指示要報告我。要負責任”。9月13日零點20分，256號專機準備起飛、尚未發動時，場站領導人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託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44。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外逃，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為了掩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分別銷燬了他們與林彪、葉群等來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筆記本、照片等罪證。

（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45。　1967年7月，張春橋在他審定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以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1973年9月，王洪文對王秀珍說：“要建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由我親自來抓。”1974年3月，王洪文再次對王秀珍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裡。”1975年1月和8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對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王洪文還說：“要警惕修正主義上臺”，“要準備打游擊”。1976年2月，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們可給我抓好”，“部隊靠不大住”。

46。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同上海寫作組成員陳冀德談話時說：“‘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陳冀德回上海後，向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作了傳達。8月，姚文元親自修改審定上海寫作組在《紅旗》雜誌發表的《加強工人民兵建設》一文中，提出這支民兵武裝力量“要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為暴力鎮壓和武裝叛亂進行輿論準備。

47。　1976年8月，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進行了半夜密談。丁盛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軍”，“這個軍我根本調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立即檢查給民兵發槍的情況。隨後突擊發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為發動武裝叛亂作了具體準備。9月21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接見徐景賢，聽取了丁盛到上海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密談和上海突擊發槍的情況彙報。張春橋對徐景賢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9月23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

48。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被粉碎。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派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到北京刺探訊息，規定了聯絡暗號。當晚，繆文金夥同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