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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報刊：《紅旗》。楊度不假思索，一揮即就。

《紅旗》報秘密印刷地點

潘漢年遂向李立三複命，並出示楊度所題報頭。李立三這才信服。李立三旋命羅綺園將楊度所題報頭製版�發刊。�

李立三在黨內以性格率直爽快而出名，人們戲稱他為“李大炮”。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併入黨。1922年和劉少奇同志到安源從事工運，任工人俱樂部主任。1923年後歷任武漢區委書記、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總組織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後任廣東省委書記。192　8年冬調上海黨中央工作，任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次年兼任宣傳部長。

李立三此時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上開了家松柏齋古玩店，一者可以公開的職業掩飾自己的真實面目，二者可以為黨增加活動經費。同時，此處也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接頭的機關，外國人到這兒不易引起懷疑。

暫且按下李立三不提。卻說這天，老宋在南京路遊逛，走到三友實業社門口時，碰見了範廣珍。身後還跟著一個年輕人。範廣珍介紹說這個年輕人姓顧。那年輕人經介紹知道老宋的身份後，就一直跟隨老宋。待跟進老宋在浙江路迎春坊的家，他神秘而焦急地問：

“捕獲李立三獎賞多少？”

“賞格五萬！”老宋答道，隨即警惕地問，“你打聽這幹嗎？是不是有什麼線索？”

姓顧的一聽有五萬元賞格，如同打了針強心劑，一下子興奮了起來，他懇求老宋：

“你能帶我見熊司令嗎？”

“熊司令說見就能見嗎？”

“那怎麼辦？”

“這樣吧，明天我們在三友實業社門口碰頭，我再想辦法引你見熊司令！”

“好，好！”姓顧的邊說邊點頭哈腰地離去了。

翌日，姓顧的一早就在三友實業社門口等老宋了。見到老宋，他隨手交出了一張李立三當年在蘇聯拍的照片。

老宋看了看照片，立即明白這人肯定是內奸。於是，他巧妙設問，終於套出這傢伙是鐵路工會秘書，與李立三朝夕相見，而且關係不淺！

老宋當機立斷，設法將此人交給陳賡處理了。

陳賡向周恩來彙報此事後，周恩來當即決定這家古玩店換人，李立三不能再呆在古玩店裡了。恰巧這時，地下黨員董健吾被漢口路聖公會教堂撤掉了牧師職位。陳賡遂建議中央，由董健吾接手這家古玩店，作為情報科的秘密據點。

董健吾早年接受過楊度先生的教誨，後就讀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聖學系。該學校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建立。他曾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同學，並與宋慶齡、孔祥熙、張學良等人關係很好。畢業以後，受基督教聖公會的派遣，到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部隊擔任牧師，傳經講道。在馮玉祥的部隊裡，他結識另一位牧師蒲化人及馮玉祥的政治秘書劉伯堅。此二人都是共產黨員，在他們幫助下，他轉變了政治信仰，於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返回上海，在漢口路聖公會教堂擔任牧師。蒲化人不久也回到上海，在中央秘書處工作，擔任英文翻譯。在蒲的指導下，董健吾跟隨恩師楊度一起加入了中國革命互濟會，參與營救被難者的工作。

是年（1929年）6月下旬，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這次會議全面總結了黨的六大以來的工作，確定今後應該繼續執行六大規定的爭取廣大群眾以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但這次會議在許多問題上所規定的策略口號帶有明顯的“左”的傾向。

當時，全國黨員人數較1927年“八七會議”召開時的不足一萬人，已發展到六萬九千多人，比大革命時期的六萬人還多了九千人。由此可見，革命運動正逐步走向復興。再加之蔣介石忙於應付蔣桂戰爭和蔣馮大戰，工農紅軍的力量得以迅猛的發展。在此情況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開始頭腦發熱，“左”的急性病重新抬頭，認為中國革命又走向了高潮。

早在3月底，李立三多次在各種會議上作長篇講話，反覆宣傳他的立場、觀點，動員準備“五·一”總示威。

4月8日和21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李立三的鼓譟下，先後兩次召開上海“五·一”總示威籌備代表大會，均遭武裝巡捕的包圍，結果總共有三百餘人�被捕。�

4月20日，上海工人糾察隊近四百人，在楊樹浦臨青路一帶公開舉行檢閱大會，遭到敵人衝擊，許多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