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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蘇加諾。在我們會見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不是談論本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是大談其對荷屬新幾內亞——印尼人稱之為西伊利安——的領土要求。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蘇加諾對伊利安耿耿於懷，這是盡人皆知的。就在這次會見的前幾天，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曾經在堪培拉警告過我，要我到印尼以後，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聽一堂課。

我總想把我和蘇加諾的話題拉回到他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上去，但他就是不談，而是想在越南問題和法國人不義的問題上也給我上一課。當我問他我們在越南該做些什麼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什麼也不用做了。由於你們不支援胡志明，已經把這件事毀了。”

六十年代初期，蘇加諾下令突襲荷屬新幾內亞，最後佔領了它。但是，他的“輝煌勝利”是一種付出了過大代價的勝利。沒過幾年，他就下臺了。在他對伊利安問題大叫大嚷、忙得不可開交之際，印尼共產黨人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國內的貧窮和動亂、印尼與大陸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及蘇加諾願意接納共產黨人進入其政府的態度，都使共產黨人大受鼓舞。

蘇加諾曾經聲稱，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還向我吹噓過：“我對共產黨人並不耽心。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對付他們。”但是，印尼共產黨人在1965年還是作了一次政變的嘗試，結果被軍方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軍人們從蘇加諾手中奪取了全部權力，並且在1966年對他實行了軟禁。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在我認識的革命領導人中，蘇加諾是能老練地摧毀一種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國家的最好例子。明擺著的事實是：印度尼西亞是非共產黨世界中僅次於印度和美國的、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比東南亞其他任何一國更多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卻缺乏合適的領導。蘇加諾暫時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們忽視自己的問題；他本人則從未動手去解決這些問題。

印尼儘管土地肥沃，蘇加諾的人民卻非常窮困。他不是用物質上的繁榮、而是用他稱之為“象徵性的空想的富裕”來支撐他的人民。他那從未付諸實現的五千一百頁的經濟計劃共分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條。但它不過是為了紀念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從荷蘭手中獲得獨立而制訂的。

此外，他還象恩克魯瑪一樣，任意地、愚蠢地揮霍國家錢財。

結果，印度尼西亞的通貨膨脹率在戰後的世界中居於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體上的縱慾，把蘇加諾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訪問他時，他象談論擠滿了他在雅加達的宮殿的美女一樣，肉麻地談論著革命。他把革命視為一個國家渲洩感情的痙攣，認為它儘管可能造成損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還認為革命應該永無止境地反覆進行下去。他曾經說過：革命使我神魂顛倒。革命強烈地吸引著我。浪漫主義使我發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樣，幾乎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洶湧澎湃，發出閃電和雷鳴。

來吧，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不斷地煽動歡跳的火焰吧！讓我們變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燒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亞訪問期間，親眼看到蘇加諾在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群眾集會上演講的情景。他使聽眾入迷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又象舉行儀式似地不斷高呼“曼達加”，以此來結束他的講話——這個詞是印象尼西亞革命的戰鬥口號，也是自由、尊嚴和獨立的象徵。群眾也一再高聲呼應：“曼達加！”

陷於幾乎難以置信的狂熱之中。我膘了一眼蘇加諾：他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心滿意足而容光煥發。

蘇加諾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鐵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見過的最有煽動性的政治演說家中，有些人談吐很文靜，私下談話時甚至還有些害羞，因此，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那種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為需要這種品質的場合而存在的。然而，蘇加諾卻表裡如一，身上沒有一點老謀深算和深思熟慮的影子。對他來說，群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樣重要。這場革命把人們的激情釋放了出來，又使人民不顧一切地恣意行動，而蘇加諾還要把他的這種革命無上境地繼續下去。我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讀到，印度尼西亞剛開始向蘇聯要求援助時，蘇加諾就立即要求赫魯曉夫提供款項來建造大運動常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當時，蘇聯總理則迷惑不解，他原來估計蘇加諾會要求提供糧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蘇加諾要的卻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