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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於美國，它的工業產量是戰前未分裂時的大德國的一倍半。

正是由於阿登納的夥伴觀念給西德帶來了繁榮，也有助於給西歐帶來和平和經濟聯合。阿登納對戰後的景象曾描寫道：“以我之見，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證，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為他們贏得一個安全可靠的未來。”

阿登納和法國外長羅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個把大部分歐洲的鋼鐵和煤炭生產置於聯合控制下的國際權威組織。在法國的卓越的經濟學家瓊·莫尼特的指導下，這個史無前例的安排導致了歐洲共同市場的誕生。然而，他的由每個國家各派軍隊組成一支歐洲軍的理想由於法國議會對德國人長期不信任，拒絕考慮，而告破滅。但是阿登納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爾和安東尼·艾登的幫助下，他設法使西德於1954年加入了北約組織，並於1955年從同盟國的控制下贏得了徹底的獨立。阿登納和夏爾·戴高樂透過成功的互訪，並於1963年簽訂了友好條約，從而兩人重修於好。

有時，人們把阿登納和沙勒曼相比較，沙勒曼這位超群人物，透過個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紀末和九世紀初短暫地把歐洲統一在一個基督帝國之下。這個比較在許多方面是貼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納兩人都身材魁梧。雖然兩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優裕的生活。兩人都以實幹家而不是偉大的思想家著稱，每人都被同樣的理想所吸引，並且都具有把理想變成現實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國在九世紀由他的三個孫子瓜分了。從那時起，法國和德國，這個分裂後的帝國的最大的兩部分，就定期地捲入敵對行動。阿登納在野的年月裡，當他仔細研究和思考後，他愈來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團結在信奉基督教義的周圍並在各國友好的政府的領導下，歐洲人民能夠再次聯合在一起。戰後，他首先考慮的是建立一個反對蘇聯專制政府的自由歐洲聯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的理想有著陰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認為，阿登納對於重新統一已經分裂的日耳曼民族並無真正的興趣。當阿登納面向著西歐時，他們則看到他背朝著東德的一千七百萬同胞。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阿登納出生在萊茵地區，那裡是中世紀法國和德國之間的“中央王國”的一部分。許多萊茵人生來就有一種內含的矛盾心理：他們都是德國人，同時又有點法國血統。他的某些批評家指責說，與其說他親德國，不如說他親萊茵，或者甚至更親法國。他的心的確總是留在萊茵土地上，他也一點沒有象普魯士軍隊對待法國人的那種反感，然而他的愛國主義從未有過半點值得懷疑。

約翰·麥克洛伊是這位總理的摯友，他仰慕阿登納。在一次和我的談話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來描寫阿登納：“哎呀，我的胸中有兩個靈魂。”這兩個靈魂中，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歐洲。一個靈魂熱愛祖國，另外一個為它的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插曲所擊退。阿登納要把西德的首都設在萊茵，這是把他的新德國從舊普魯士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想法。波恩離法國比離柏林更近。

阿登納厭惡普魯士德國可能是導致他最終垮臺的原因。

1961年8月東德人開始修建柏林牆時，他九天來去柏林。這一遲緩給他招來了鼓譟一時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評。在危機一開始時，如果他就在場的話，可能對該城市的兩部分人都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當他終於抵達並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蘭特市長的冷遇的時候，他堅定地朝著裝有倒鉤刺鐵絲網的波茨坦廣場走去，並站在離它四、五碼遠處，凝視著鐵絲網的另一邊。

東德的官員們透過擴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堅守陣地。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對抗的瞬間，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許多西德人民對他沒有能早些趕來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個月的選舉中，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了在聯邦議院中的絕對多數。

在整個總理任期內，雖然阿登納總是說，他致力於兩個德國的聯合，但是對他自己的話究竟深信到何種程度，始終是值得懷疑的。他曾經說過有三種德國人：喝荷蘭杜松子酒的普魯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亞人，和喝葡萄酒的萊茵人。他說，只有萊茵人頭腦清醒，足以統治其他人。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許一直在考慮著這麼一個問題，在聯合以後的德國，更為開放的東德選民們可能會使他勉強當選總理的獲勝限界受到威脅。

很多宿命論的歷史學家們給一位能幹的領導人下了這麼一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