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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大元帥在談到中國時，也做了一個類似的手勢，清楚地表明，他的談話不但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於他的堡壘——臺灣。

我覺察到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在談到他們的國家時，都採用有點類似帝王的姿態。毛和蔣所用的手勢和語言，似乎都表明他們國家的命運是和自己渾為一體的。這兩位領導人在歷史上同時出現了。他們之間沒有妥協，只有衝突。一位成為勝利者，一位成為失敗者。

說來也奇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許多方面都很相象。他們都是東方人，毛澤東一生只有兩次離開中國，1949年和1957年，他先後兩次去莫斯科會見蘇聯領導人。蔣介石也只有兩次出訪，離開亞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開羅出席四強會議。他們兩人經常長期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毛澤東利用這一時間寫詩：蔣介石則經常一邊在山間散步，一邊背誦古詩。這兩個人都是革命家。毛澤東造了他專橫的父親的反和整個社會的反，蔣介石則造了國內腐敗、對外軟弱無能的滿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蔣介石割掉他的辮子——這是造反的象徵——比毛澤東還早七年。

他們兩人之間，既有表面上的差別，也有實質上的差別。

毛澤東懶散地躺在椅上的樣子，就象是不留心丟在那裡的一口袋土豆，蔣介石筆直地坐著的姿態，則好象他的脊樑骨是鋼製的一樣。毛澤東很隨和，無拘無束，說話很有幽默感，使談話氣氛很輕鬆；我與蔣介石會見時，卻從未發現他有任何幽默的話語。毛澤東的書法是信筆成書、不拘俗套的，蔣介石的書法則筆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們二人的差異，更深刻地反映在他們愛國的方式方面。

他們都愛國，毛澤東力求把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蔣介石則力求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國家。勝利之後，毛澤東簡化了漢字。這不僅是為了便於書寫，而且是為了剷除造形複雜的漢字所寫成的歷史。蔣介石在潰敗之時，還在接送難民的分艦隊中騰出地方，槍運了近400，000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去臺灣），而把他的許多忠實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陸。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他提到蔣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還把共產黨領導人稱為“匪徒”。我問毛澤東：“你們怎樣稱呼蔣介石？”他笑了笑，周思來接過話頭回答：“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為‘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也稱蔣介石為匪徒，他們用匪徒的稱號來回敬我們。當然羅，這不過是彼此相罵罷了。”周思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象在公園裡乘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來在黃浦軍校工作時，是蔣介石的下屬。據說當時蔣介石曾稱讚周恩來是一位“明智的共產黨員”。幾年之後，蔣介石卻又懸賞八萬美元搜捕周恩來。但總的說來，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周恩來和其他幾位官員在提到蔣介石時，他們對蔣的態度顯然是相當複雜和自相矛盾的。作為共產黨人，他們恨蔣介石；作為中國人，他們又尊敬甚至欽佩蔣介石。在我與蔣介石的所有談話中，他卻從來沒有表示過對共產黨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第三位偉大的領袖——蔣介石。我既以美國副總統的身分、也以美國公民身分與他保持著聯絡，並與他建立了極其珍貴的私人友誼。我高度評價這一友誼。這就是與北京重建外交關係對我來說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個人經歷的原因。

蔣介石和他的夫人經常歡迎我致他們在臺北的豪華公館作客。蔣夫人充當談話的翻譯，但她有時也參加討論。象蔣夫人這樣曾在美國威爾斯利學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充當翻譯，真是再好不過了。她的漢語和英語都十分嫻熟，很有辯才，再加上她對她丈夫的想法瞭解透徹，所以她在翻譯中遇到漢語或英語中沒有相應的詞彙和表達方式時，都能夠斟酌損益，把原意準確地表達出來。

更重要的是，蔣夫人遠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譯。歷來育一種風尚，這就是貶低領袖們的夫人在歷史上和個人方面的重要性，認為她們的揚名、顯赫，只不過是與其丈夫結婚的自然結果。這不僅忽略了這些領袖夫人在幕後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貶低了她們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認為，蔣夫人憑她的才智、說服力和道義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為一位重要的領導人。

蔣夫人與毛澤東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異比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差異更大。蔣夫人是一位有教養的、修飾華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堅強的人。江青則是一位粗魯的、缺乏幽默感的、一點女性特徵也沒有的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