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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的潛艇。”米高揚給他遞了一個提醒似的眼色，並說，“主席的意思是，我們正在建造防務所需的潛艇。”

當我問到有關蘇聯水下發射導彈使用固體燃料的發展情況時，赫魯曉夫自稱不知情。他說，“啊呀，那是一個我無法討論的技術性問題。”尼克松夫人表示了驚訝：還有什麼題目是這位一人統治的政府首腦所不能討論的。米高揚再次給他的頂頭上司解圍說，“甚至赫魯曉夫主席有許多事要處理而忙不過來，所以，這就是我們前來幫襯他的緣故。”

於是，我對他說，他發表了那些有關軍事實力的裝腔作勢，故意嚇人的講話，要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經過談判簽訂持久的協議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節制這種做法，但不到十秒鐘，又自食其言。他說，他擁有導彈方面的優勢，沒有反導彈體系倒是可能的。然後，他笑著提到一段在英國流行的有關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的諷刺話。他說，悲觀主義者說，只要要六枚炸彈就能把聯合王國消滅掉，而樂觀主義者說，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轉了話題，講到蘇聯竭力顛覆非共產黨國家的政府。我對他說，希望他不至於那麼天真幼稚，以為美國並不知道克里姆林宮向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所發出的指示。然後，我指出他在波蘭的一次講話中，宣佈了對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支援。

他答道，“我們反對對個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們支援另一個國家的共產黨起義，那是另外一碼事。”他又說，如果“資產階級”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許就會是必不可少的。

我問道，“換句話說，你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們是合法的？”

他說，被剝奪自由的人這個詞是個粗俗的詞，一點也不“科學”。他又說，如果蘇聯人支援一次真正的國內革命，這不叫干涉他國內政。

我問他，蘇聯新聞界為什麼贊同1958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產黨領導的烏合之眾對尼克松夫人和我所進行的襲擊。赫魯曉夫放慢了腳步，然後靠過身來，低沉而激動他說，“我們有一句諺語：‘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親。’所以，我將回答你提出的非常嚴肅的問題。你們是那裡的人民發洩正義的憤怒的目標。他們的行動不是針對你個人的，而是針對美國的政策——針對你們美國失敗的政策。”

我指出，一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實力和革命者的熱情兩者一結合是危險的。我還說，如果他不能特別小心從事，事態有可能繼續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

我對他說，艾森豪威爾和他應當會晤，在互讓的基礎上討論東西方分歧。我還強調雙方必須作出讓步。我說，“你說，美國一向是錯的，而蘇聯決不會錯的。那樣的話難以取得和平。”

這一席話再次使他激動起來。他就柏林和德國問題發表了一通象連珠炮似的講話，幾乎長達一個小時。我無法插話。等他平靜下來時，我力圖弄清楚就他的立場來說是否還有談判的餘地。我問道，“假設坐在你對面的是美國總統，而不是副總統，你的立場是否就這麼固定下來而甚至不聽一聽總統的意見！”

赫魯曉夫說，這是個“合理的”問題，但他只能用蘇聯無法接受這樣的話來作出回答。然後，他直截了當地說，無論召開或不召開最高階會議，他決不允許西柏林的佔領政權永久化。

他預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兩個超級大國間會出現對抗。

我告訴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爾總統只是為了在蘇聯建議書上籤個名而丟出席最高階會議。他好象表示同意，就這樣整個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點讓步。但他還說，他不能只是為了認可美國建議而去參加最高階會議。如果是那樣，我倒不如去打獵和打野鴨子，”顯然，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興趣辯論下去了。看來，大家對此感到愕然。他馬上站起來，表示午餐到此結束——午餐自始至終已經五個多小時了。

赫魯曉夫給我留下這麼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紀律性極強、耐力極好的人。他象一個體格強壯而無拳擊藝術感的拳擊家，堅定地守住陣地，隨時迎接別人的口頭打擊，也給別人以還擊，從不放慢速度。他試探我的防守情況並尋找破綻，以便進行猛擊、全面進擊，曲臂揮拳向上一擊，做了一些諸如此類的動作，以便得分，使我放鬆警惕，或者把我頂起來，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個論點的防線不奏效，他便試設第二道防線。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試設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裡，他要麼搖搖晃晃地走出來，要麼沿著拳擊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