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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死。在公開場合露面時、很顯然養老生活在折磨著他。他驚人的精力消失殆盡；兩眼黯淡無光。他的嗓門變得嘶啞，他沒講幾句話，聲音竟小得如耳語一般，逐漸聽不見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進行私人性質訪問期間，有一回和兩個蘇聯導遊進餐，一個加拿大的新聞記者建議我到赫魯曉夫公寓去拜訪他，可我的導遊料想會隨時跟著我。我對他們說，我要上便所。於是，加拿大朋友和我從後門溜了出來，乘了一輛出租汽車來到赫魯曉夫住的簡陋公寓。我們到達時，碰上兩個粗壯的大個子女人阻攔我們進門。其中一個女人一手提著一桶水，一手拿著一把墩布，我問她能否見見赫魯曉夫。我的朋友當時給我翻譯，這個女人透過他回答說，“他不在這裡。我不知道他在哪裡。”對她來說，赫魯曉夫可能跟他的月球衛星一起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張手寫便條。便條說，我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我猜想，他可能從未收到這張便條。幾年後，在他於1971年去世後，我獲悉赫魯曉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於沒能見到我而感到十分遺憾。

赫魯曉夫和我進行熱烈的“廚房辯論”時，我感覺到有人撞了我一下，這時他推開人群，來到把廚房和過道隔開的欄干旁去找個位置。當他聚精會神地聽著辯論時，我瞥了他一眼。

他對我們的辯論只做出一次反應。赫魯曉夫喊“我們也是巨人”時，他使勁地點點頭。當時我對他沒有多加註意。但是，我事後得知，這個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後，我們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腦出席最高階會議。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的同一個辦公室裡迎接了我。我們握手時，他很親切。他長著一副方而寬的臉，一雙冷冰冰的藍眼睛顯得毫無表情，只是有時露出強作的、相當謹慎的微笑。他象赫魯曉夫那樣，做了一個姿勢示意我在擺在室內一邊的一張長桌旁和他面對面地就坐。然後，他抱怨我們在越南採取的行動，但他只是敷衍塞責地提了一下。在他發表近乎形式的講話後，他很快使人感覺到又熱乎起來。他說，有必要發展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就象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的那種關係。

我說，在研究了盟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史後，我發現，戰爭時期低階官員之間的分歧，常常在首腦層達成協議而加以消除。我又說，“那就是我願意和總書記建立的那種關係。”

他顯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興了，在我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準備。”然後，我說，如果把這些問題都交給官僚主義者去做決定，那我們什麼也解決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來，用手掌拍拍桌子，一邊說，“如果情況真是那樣，那我們不就成天埋頭於檔案啦！”正是在這種愉快而充滿希望的調子中，我們結束了第一次簡短的會晤，而這種調子與我和赫魯曉夫的首次會晤恰好形成了極其明顯的對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為蘇聯第四任專制統治者，我作為總統，將和他舉行三次最高階會議。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烏克蘭一個工人階級的貧民區，在列寧統治時期，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時期，他是一名步步高昇的共產黨官員：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他已是一個備受信任的中將。他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組織工作者：他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技術專家；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冷酷無情的共產黨人，他領導蘇聯，第一次妄圖爭奪對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權。

透過比較，已對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魯曉夫穿著普通袖口的襯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為了與他那裁剪合身的綢西服相匹配，穿著法國式袖口的襯衣並扣著金袖鏈。赫魯曉夫幾乎總是與他的司機一起，坐在他轎車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卻不屑向他的司機點一下頭就一屁股坐在後座舒服的沙發墊上。

即使兩個人的興趣愛好相同，但他們從事愛好的方式卻大大不同。比如，兩人都喜歡打獵，赫魯曉夫喜愛打野鴨子的每個方面，從河水輕輕拍打他船舷的水聲直到群鳥突然樸樸起飛都能引起他的興趣。勃列日涅夫告訴我，他更喜愛打野豬，但很明顯，他缺乏他前任那種運動家的風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鄉間別墅的門廊中，坐等他的獵物闖入用玉米粉作誘餌的特定地區，並藉助於望遠鏡開槍把野獸擊倒。

打獵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對技術上的一些靈巧的新發明，諸如自動門和奇妙的電話支架一類東西都有濃厚的興趣。為了說明俄國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