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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說，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把他“關於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建議看成會涉及到難以估量後果的、最嚴重關切的事情”。我說，我隨時準備同意派一些美國和蘇聯的人員去這個地區，但不是作為戰鬥部隊。相反，這些人員可以包括在一支擴大的聯合國部隊中。然後，我以明確的語言提出了我們的論點：“然而，你必須知道，我們在任何清況下都不會接受單方面的行動。”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時候，從薩達特那裡來了一封信，說他理解我們的立場，他將要求聯合國提供一支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然後，勃列日涅夫來了一封信。現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個人“觀察員”去中東。儘管這與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說的軍事小組大不相同，我還是再次表示堅決反對，建議應由聯合國秘書長來決定停火觀察員的人員組成。

這次戒備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沒派遣任何軍事人員會這個地區，這樣，透過努力使這場衝突取得和平解決已成為可能。這次戒備取得成功有兩個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們在核武器方面比蘇聯仍略佔優勢。第二，他知道我們決心維護我們的重大利益，並與我們的盟國站在一起，就象前一年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所採取的決定性行動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聖克利門蒂午夜舉行的會議上，我堅定地拒絕屈從於他在中東問題上的要求，這大大地增強了我在危機時間透過莫斯科…華盛頓熱線所說的一番冷漠的話的分量。因此，在整個10月危機中，勃列日涅夫認識到他面臨的是一個有可靠的軍事力量、並有決心來使用這支軍事力量的敵人，於是，他讓步了。

當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會見時，他對以色列人表示不滿，把造成中東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極力否認蘇聯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發動1973年的一場戰爭。

從他斷言的語調中，我感受到，他對我們在10月危機期間交換意見的口吻一直是那麼強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講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戰爭邊緣的時刻再度冒險。

在外交方面，他總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正如多勃雷寧有一次告訴基辛格的那樣，勃列日涅夫和蘇聯整個領導班子都有一個“神經痛處”：中國。看來，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向我們提出呼籲，要我們與他一起組成一個反對他稱之為“黃禍”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階會議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們第二次最高階會議期間，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中國人的關切是過分誇大了。他們至少在二十年內不可能取得足夠的核力量，以此來對蘇聯進行一場冒險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因此我問他，他認為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要多長時間。

他舉起兩隻張開手指的手說：“十年，十年之後他們的武器水平將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更加先進，但我們必須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情況不可能繼續下去。

1963年在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期間，我記得毛澤東是如何說的：‘讓四憶中國人死吧，還剩下三億呢。’這就是毛澤東的心理學。”勃列日涅夫然後暗示說，整個中國領導層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以後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們在三次最高階會議上籤訂了一些重要協議，包括1972年第一個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第一階段的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認為，我們之間逐步發展起來的個人關係與任何特殊條約同樣重要。

透過相互瞭解，我們大大地減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險，即估計錯誤，這是最危險的，也是最不為人們所認識的。

在核子時代，沒有一個神志正常的領導人會有意地跨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戰爭邊緣這條界線。但是，領導人不會見，不把他們的分歧擺出來，彼此不瞭解，那他們就會無意地冒險，互相把對方推向戰爭邊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戰爭，而是因為他們對什麼行動將會挑起戰爭會估計錯誤。在歷次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發現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決心都是等量齊觀的。因此，在考驗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們要在我們有爭議的方面取得進展，那我們必須一起行動，並且相互尊重。這就是主要的理由。為什麼我在當時以及現在都認為，如果我們要想少犯可能導致戰爭的估計錯誤，那麼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之間每年舉行最高階會議是必不可少的。

在過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即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進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調查，又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