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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和平和快樂的取之不竭的一個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與克萊門蒂·霍齊爾結了婚，正如後來他寫的那樣，他們“自從結婚以後，生活得很幸福。”誠然，美滿的婚姻並不意味著它從無煩惱。邱吉爾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堅決的支持者和最熱烈的信徒，但是她從來就不喜歡作一個職業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許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棄他的政治生涯，他們必須達成某些諒解。有許多時間他們不在一起生活。他忙於公務，而她則去法國或是他們在倫敦郊外的鄉間別墅裡度假。邱吉爾從不對其他婦女表示過任何興趣，他們經常通訊，書信內容詳細，這些信件極好地反映了他們彼此間深切的愛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爾似乎已不被重視。當他剛剛四十六歲時，許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過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經歷，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繼續提升，人們還保留著對他易黨所帶來的殘存的不信任。他也無法擺脫達達尼爾遠征招來的痛苦的反責。

1922年是邱吉爾經歷幾次低潮時期的最低點，當時急性闌尾炎手術使他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由於他無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說才能，他被擊敗了。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員。正如他略帶嘲諷地說：“一瞬間，我發現自己沒有職務，沒有席位，沒有一個黨派，甚至沒有闌尾。”他的情緒很低落。

勞埃德·喬治的前助手之一當時看到邱吉爾後報道說：“溫斯頓是那樣的低沉，整個晚上他幾乎沒說一句話。他認為他的世界已經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蘭德曾經說過：“在戰場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是為了東山再起。”邱吉爾的生涯顯然證實了這個真理。當然，一個諺語對一個剛剛落選的人只不過是一點點慰藉。因為我自己落選過幾次，我品嚐過這種滋味。朋友們會對你說：“沒有職責纏身，你可以隨時出去旅行、釣魚、打高爾夫球，這不是很好嗎？”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試一星期吧。”隨後，你就會有一種完全空虛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那些有同樣經歷的人才能體會到。

直接的後果倒並不特別壞，因為你被競選運動搞得精疲力盡正處於麻木狀態，還因為你的腎上腺素還處於高水平上。幾個星期或是幾個月後，現實使你認識到你已經失敗，你已無法收回或者改變作法去挽回這一結果。除非你很有錢，否則，不管你心情如何，為了支付每週湧來的支出賬單，你就必須重新開始新的職業。

邱吉爾確是如此。他重新為報紙撰寫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兩次想重返議會，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顯示了一張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臉。我當然確信，每次失敗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丟臉的失望。但是隻要你不放棄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擊敗並不是致命的。邱吉爾不知道“退出”這個詞的含義。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黨幾乎全部吃掉了自由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自由黨員加入了保守黨。作為一名重返保守黨的成員參加競選，邱吉爾終於在1924年回到了議會。

一個月後，邱吉爾有了一點好運氣，後來卻成了倒黴的事。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任命為財政大臣，成為內閣中僅次於首相的第二號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負有責任的卻是內維爾，張伯倫。

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原打算任命張伯倫任財政大臣，讓邱吉爾當衛生部長。但在最後一分鐘，張伯倫出入意外地說，他想當衛生部長。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爾正在接待室等待。鮑德溫就改變指令碼，問邱吉爾是否願意作財政大臣，這使邱吉爾為之大吃一驚。邱吉爾抓住這個機會騰然而起。

在邱吉爾任財政大臣的四年裡，爭議迭起。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是一件難以成功的使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後果，英國的經濟仍然很虛弱。為了使經濟能在可靠的基礎上獲得真正的復甦，許多著名經濟專家敦促進一步緊縮財經。軍方則要求撥給大筆新的軍費開支，以便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和重建英軍的霸權地位。

沒有什麼人為這高昂的社會福利計劃說話——諸如，國民養老金計劃和寡婦兒童保險。這個計劃正是邱吉爾決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關發放養老金的計劃，在稅收條例方面，他採用了一些新的變革，從而減輕中等階層納稅人的負擔，並且，透過刺激生產力和投資來增加就業。

我認為，作為財政大臣的邱吉爾的名聲，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樣形象受到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