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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相形見絀的人物，一個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後來說：“從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須和這個人，這位戴高樂將軍作比較，我幾乎成了他的俘虜。在我作一次講話或是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之前，我總得問我自己，‘戴高樂會同意這個嗎？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樂的行動嗎？這是否符合戴高樂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著說：“有許多事我本來很想做但卻不能做，因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樂將軍的身分的。”

無論是一個細微未節，還是一個重大姿態，總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樂將軍的角色。到晚年，白內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視力。如果不戴上厚鏡片的眼鏡，有時連和他握手的人是誰都認不清。喬治·蓬皮杜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戴高樂一同乘車穿過歡迎群眾行列時發生的事：這位法國總統側身問他的總理，在群眾中是否有人向他揮手致意。夾道歡迎的人有那麼多，但他竟看不見他們。戴高樂將軍的形象又不允許他在公開場合戴上眼鏡。由於他的虛榮心和非凡的背誦講稿的能力，他從來不用講詞提詞器。

象麥克阿瑟一樣，戴高樂不為個人的危險擔憂，他敏銳地知道這種勇氣所能帶來的巨大效果。皮埃爾·德馬雷和克里斯琴。普盧姆在他們的《瞄準戴高樂》這本書中，描寫過三十一次企圖謀殺這位法國總統的事件。1962年，當他乘車經過巴黎一個郊區時，一道密集的機槍火網向他的汽車猛掃過來，一顆子彈從離他頭部僅兩英寸處飛過，當他在機場走下汽車時，他撣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後說：“我真幸運。這次很險，但是這些先生們的射擊技術太蹩腳了。”

戴高樂老練地安排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的露面。他的一年兩次與新聞界的會見更象是在召見他們。會見是在愛麗捨宮的節日廳裡舉行的，大廳裡金壁輝煌的天花板上垂掛著枝形的水晶燈盞。僅僅這些就夠得上一次盛會，它吸引著上千名新聞記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對巴黎的一次訪問中，我在波倫大使辦公室裡的電視機上看過戴高樂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實況。在接到提示之後，兩個打著白領帶、穿著燕尾服的男子拉開了舞臺後的紅絲絨帷幕，每個人都站立著，等待戴高樂的入場。他站在麥克風後面，他的部長們站在他的兩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選好的一個題目講了二十分鐘，然後又只回答了三個問題，會見就結束了。

我們獲悉，他為這次會見所作的講話一直到那三個問題，事先都寫好了講稿，而這些問題是他的新聞官員們事先在某些記者中佈置好了的，他事先記住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切是佈置好的，這似乎有一種催眠作用。在戴高樂結束會見後，經常用藐視口吻談論這位法國總統的波倫只是搖頭驚呼：“多麼令人吃驚的表演！”

他對其他公開集會也同樣重視。1969年，戴高樂在為我們來訪的代表團而舉行的國宴上，發表了一個似乎是即席的流暢的祝酒詞，因為他面前沒有講稿。事後，我的一位助手稱讚戴高樂發表長篇講話時始終未用講稿的才能。戴高樂回答說：“寫下了講稿，把它記在腦子裡，然後把紙扔了。邱吉爾經常這樣做，但他不肯承認。”

戴高樂雖然是一位善於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歷次的會見中從來沒有運用過這種才能。我從未見過他提高嗓門說話。他從來沒有企圖用嚇唬，或者虛張聲勢的辦法使別人接受他的意見。如果他不同意某種意見的話，他會把它拋開，而不是假裝同意。當他對某件事深有感觸時，常常作出幾分強調而又優雅的手勢。他的思維質樸而又明快。這一點反映在他的公開的和私下的談話之中。他從不草率地談論和思考問題。他下的結論不一定正確，但他有罕見的從頭到尾思考問題的才能，最後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說服力的邏輯來表達他的觀點。

新聞報道上經常出現一些頭髮整齊而油光臉滑的政治家，在這樣一個時代，值得人們回憶戴高樂是其中第一個達到頂峰的人物。夏爾·戴高樂在無線電廣播中創造了戴高樂將軍的形象。許多領導人已擅長使用電子新聞工具，但戴高樂的出色成就卻堪稱先驅，在他號召法國人民奔赴他的事業時，無線電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講臺。正是透過在倫敦發出的無線電廣播，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年月裡，成了法國傳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後期重新掌權時，電視正成為傑出的宣傳工具。戴高樂登場了。他認識到電視可能給人帶來眼花繚亂的效果，正如他後來聽說的：“突然間，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工具。”他知道為了在電視中取得成功，必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