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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補益也不能有所減損。這是一種超越於形體的力量——它是一種由己及人的風紀，在它出現時令人肅然起敬。

戴高樂不談懷疑，只談堅信。有時他會出錯，即使是他的錯誤，在歷史上也變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興法國過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們奉為神聖。

用馬爾羅的話說：“他是一個比昨天還古舊，比明天還新穎的人。”

他是一個現時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個概念、一種感覺——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見而又不可見，可以感觸而又不可捉摸。這正是法蘭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觀念上的法蘭西，而是精神觀念上的法蘭西。

戴高樂向法國人提出一個法國可能變成的法國幻象，而且透過告訴他們這就是法國的過去，他幫助法國變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國人把中國看作是“中央王國”那樣——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邊緣——戴高樂也把法國看成是中央王國一類。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響法國時才有意義。在分析世界事務時，他目光冷靜而遠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為了促進或保護法國的利益。

他是法國的代言人、保護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靈感。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就是法國。法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整體。他體現了法國，他不僅在世界上代表法國人，而且對法國人來說，也代表法國。

戴高樂不特別喜歡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國人，由於這個原因。

他也不特別喜歡法國人，但這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他熱愛他的家庭和法國。在他與別的國家的關係中，要緊的不是他是否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而是這種關係能為法國做什麼，或者是對法國可能有什麼影響。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戴高樂的一生都被捲入經常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中。但是，爭論的結論是清楚的，要是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悲劇中倖存下來。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復甦。沒有戴高樂，就不會取得法—德和解。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會透過第五共和國憲法，就可能陷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混亂之中。沒有戴高樂，法蘭西精神——許多世紀以來，它的振作、它的熱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獨特結合的特點，都一直在鼓舞著全世界——可能已經消亡而不是象今天這樣具有生命力和強大。

我對戴高樂和他生平的最生動的記憶之一是在法國巴黎聖母院悼念他的儀式即將結束時的情景。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要人物開始魚貫而出。許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謝我作為美國人民的代表前來參加儀式。然後，在我走近出口處時，教堂的大型管風琴開始奏出了激動人心的《馬賽曲》。我停住了腳步，把一隻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壇。就在這時，另一位外賓顯然為音樂所感動，走過來握我的手問候，一個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就此消失了。我經常想：正當這架管風琴演奏《馬賽曲》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一起轉向祭壇，齊聲高唱法國國歌的聲音與琴聲交織在一起，迴盪在這座古老的大教堂裡，沒有什麼能比此情此景更適於捕捉夏爾·戴高樂的精神了。

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吉田茂——東西方的會合

1951年春一個天氣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歲的日本紳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賞花會。就在這時，他得到了來自美國的訊息：杜魯門總統已經解除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包括他的朝鮮戰場司令官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這位主人看來頗為震驚，他向來賓們表示歉意，告辭了。他感到心煩意亂，半個小時以後才算平靜下來。

這位紳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無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傷感的時候。這位慣於用錘子狠狠敲打對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種殘酷的職業。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曾經打得難分難解，現在，麥克阿瑟終於敗北了。杜魯門是對是錯姑且不論，但是，即使這位受人愛戴的將軍今後不在其位，日美關係還是應該繼續發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須謹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國總統，不致使他從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條約籠罩上陰雲。

吉田向他的國家發表了一篇廣播講話，不拘外交辭令地讚揚他行將離任的這位朋友。其實，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鳴。

然而，這種感情與吉田似乎是極其不相稱的。他說：“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