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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既然你終於有聖女貞德站在你的一邊，但你仍然下決心要把她燒死。”羅斯福總統沒有能力理解戴高樂的意思，繼續對朋友們取笑說，戴高樂認為他就是聖女貞德。

儘管邱吉爾對戴高樂抱有極大的同情和敬意，這位英國首相還是經常被這位法國領導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協所激怒。有那麼一次，邱吉爾的話超越了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嘲笑，他說：“是的，戴高樂確實把他自己看成是聖女貞德，但是我的該死的主教們就是不讓我把他燒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真誠地把戴高樂看成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領袖而欽佩不已。他痛惜許多美國外交官員對戴高樂持否定的偏見：歡迎他在1958年重新執政。他對我強調，儘管戴高樂可能難以相處，要是沒有他領導的話，法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倖存下來。數年後，在1969年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我到沃爾特·裡德醫院去看望艾森豪威爾。他七十八歲了，因病臥床，大約只能活幾個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記憶力也很強。他思索著說：“在戰爭中，我們對待戴高樂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爾作為總統對戴高樂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給予戴高樂以通常的禮節，戴高樂則以友誼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關係令人吃驚地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策制定者們未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禮貌，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來說，只是很小的代價。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受的命運。1969年，我對巴黎進行國事訪問，在抵達時的講話中，我回憶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話：每一個人都是兩國的公民，他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又是法國的公民。假如一個人停下來思考一下法國已經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和政治上對現代文明作出的貢獻，那麼這句箴言聽起來是對的。戴高樂為確保這句箴言永遠傳下去而為之獻身。

戰後歐洲出現的實利主義使戴高樂深感不安。他擔心法國人過於迷戀他們的生活水平。“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雄心壯志，”他對一個記者說，“與此同時，別國人民較少考慮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戰鬥的情況下征服世界。”

戴高樂有一次對艾森豪威爾說：“和英國人不同，我們沒有失去我們對美德的愛好。”戴高樂從來失去那種愛好，但是他的許多人民已經失掉了。戴高樂經常抱怨法國人民是他探索法國莊嚴的事業中的最大障礙，他力求引導他們攀登“高峰”，但是他們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個電視節目裡呼籲人民結束那場席捲法國的國內動亂、但他們不予響應。戴高樂很氣憤地對他的助手們說：“法國人是一群牲口，的確是一群牲口。”

一個獻身法蘭西民族的人竟會如此蔑視法國人民，這看來似乎很奇怪。然而，對於戴高樂來說，法國並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象是一種理想化的想象，他向全國提出要他們提高並加強這個國家的精神。人民就是這樣的思想單純、庸俗、不完美，他們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線那邊的山巔，而只看腳下一小塊土地。

在他的心目中，法國應站在各國的前列，當歷史的前驅。

他為法國設計一個宏偉的民族抱負所作的努力沒有成功。他輕率地考慮在法國鑄造一種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妥協的哲學。但是，法國人作為一個整體對此不感興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國曆屆政府在採取外交行動前，忽視了與戴高樂磋商，戴高樂就把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體化指揮機構中撤了出來。

1967年我與戴高樂討論時，他對法國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戀表現在他的談話方式和對重大外交政策問題所持的立場這樣兩個方面。我們是在愛麗捨宮他的辦公室中會見的，只有他的譯員在常雖然戴高樂從來不講英語，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語。我在大學學過法文，可以注意到當我們的譯員偶然未領會戴高樂講話的細微未節時，戴高樂常常用非常準確的語言重新表達他的思想，強調那被譯錯了的意思。由於他喜歡無比精確的語言，因此他可能不願說不地道的英語。但是我也意識到他只用法語是因為他認為法語應該恢復它從前作為國際外交語言的地位。他也承認在談話中他用法語有策略上的好處。在等譯員翻譯我的談話和提問時，他可以有加倍的時間來思考和回答。他顯然是這樣想的，因為他聽我講話和聽翻譯時一樣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