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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婦女之一。她問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們之後，說聲“請原諒”，就走開了。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此後的八年間，我和他之間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談。所有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我們通常討論美國的政治情況和當前的外交事態——更準確地說，毋寧說是他在談論，我在聽。而在我和胡佛的討論中，他總是詢問我對所議各種問題的看法；麥克阿瑟卻幾乎從不這樣做。在和他的會見中，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象是個畢業討論會，每一個來訪者的最好的辦法是：或者靜靜地聽著，或者作筆記。在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與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鐘的約會。這位將軍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絕的話語，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於忘記了他來訪的目的。後來，這位上校得知，麥克阿瑟還把他看成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交談者”。

事實證明，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就是他與艾森豪威爾政府之間十分有限的高層接觸之一。我沒有把談話內容向總統報告。實際上，我記不得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之間曾經進行過討論。我總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只要提起麥克阿瑟，好象別人對他都不大歡迎。

從三十年代起，這兩位美國偉大的將軍曾經長期共事。那時，艾森豪威爾是麥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麥克阿瑟曾不顧一切地想到華盛頓供職。他詳細地向我描繪了一幅圖畫：如果任命他為國防部長或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話，他會如何削減軍費預算，或者“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五角大樓”。但他終未如願。

艾森豪威爾或許有足夠的理由不任命這位容易引起爭議的五星上將在他的政府中任職——如果要五角大樓裡的人聽他發號施令，許多人準會發怒——但採用那樣的方式對待麥克阿瑟，他的感情無疑也受到了挫傷。他從未直接貶低過艾森豪威爾，但有時也間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談到艾森豪威爾當他助手的歲月時，曾經說：“他可以寫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談談如何堅守或攻佔某一陣地，只要你告訴他什麼是陣地。”

1955年，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應該再次競選總統的一些猜測。這時，我收到了麥克阿瑟透過考特尼·惠特尼捎來的口信：“麥克阿瑟將軍將始終如一地站在副總統一邊，”惠特尼對我說：“他還說，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別的人應該馬上離開白宮。”在當時的情況下，麥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適當的，因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得知此事，我將十分尷尬。記得我當時曾經認為，麥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爾離開白宮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進入白宮的心情更為迫切。

麥克阿瑟對艾森豪威爾擁有的聲望感到不滿。他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人們對於艾森豪威爾和歐洲過分的關注，促使華盛頓忽視了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反過來，艾森豪威爾認為麥克阿瑟儘管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是過於自負和富於戲劇性。他經常持有這樣的看法。1942年。當他收到麥克阿瑟關於戰略問題的一些建議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奇怪的是，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還在學習。他的這一課對於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無益處的。”

在六十年代的總統競選中，麥克阿瑟並沒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費苦心地讓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邊的。六月份，我打電報就他由於促進了美日友誼而受到日本政府嘉獎一事表示祝賀。我熱烈地頌揚了他對歷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貢獻，並表示相信，這些貢獻將會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遺產中留下它們的印記”。他在回信中寫道：“您給了我一個不同凡響的祝賀。我已經把您的電報交給報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援您作為總統候選人。”也許只有象麥克阿瑟這樣喜歡自誇的人，才會假定發表我讚揚他的電文是表明他支援我。不過，他對於作出這樣的假設似乎毫不害臊。

他經常在我面前評論肯尼迪，對他甚不以為然。我對此表示欣賞，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這些評論在大選前鼓勵了我，在大選後又幫助我解除落選的痛苦。那次大選前，麥克阿瑟對我講起肯尼迪的魚雷快艇的功績時，曾輕蔑地說，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還說，“肯尼迪或許會在某一戰役中由於缺乏判斷力而受到軍事審判。”1961年6月，即豬灣慘敗後兩個月，他又蠻橫地批評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與吉姆·法利這位傳奇式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和羅斯福的知己談過話。法利指出，肯尼迪的頭腦非常敏捷、靈活。麥克阿瑟的反應則是：他不認為肯尼迪具有判斷能力——在作出決定之前統觀全域性的判斷能力。麥克阿瑟繼續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