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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人民。從16日到24日，毛澤東在此足足等了一個星期，直到25日，張國燾才威風凜凜地在一隊騎兵護衛下來到兩河口鎮，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叫化子與龍王爺比寶”（毛澤東語）式的會面。

張國燾很快了解到中央紅軍的全部家底。他估計紅一方面軍人數不超過兩萬人，而自己帶領的紅四方面軍足有八萬人，雙方力量對比是一比四。

張國燾是個注重實力的人物，當他意識到自己的強大後，權力慾和個人野心急劇膨脹起來，表現出一種自負和傲慢，不把毛澤東等人放在眼裡。和毛澤東在一起的“洋顧問”李德這樣寫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

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與張國燾就紅軍行動方針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建議。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川康邊。最後，政治局以壓倒優勢透過了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並透過了相應的決議。

張國燾對此甚為不滿，他把自己的主張未能獲得透過的原因歸咎於政治局內毛派人物太多。他開始利用紅四方面軍的兵力優勢，煽動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權。張國燾還在一批高階指揮員中散佈“誰得票多誰當主席”的言論，製造篡權輿論。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為顧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軍的團結，作出了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的命令，並規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

張國燾就任總政委後，立即決定將原紅一、三、五軍團改為一、三、五、三十二軍。中央紅軍的軍團，就實際兵力而言，僅能算作一個軍，人數最多的紅一軍團也由出發時的一萬多人減員至三千五百餘人。

如果把中央紅軍比作一乘戰車，那一、三兩個軍團就是車之雙輪，林彪、彭德懷就是衝鋒陷陣的兩匹驍騎。當有人偷偷地把會理會議的情況透露給張國燾後，他立即敏感地意識到，中央紅軍也不是鐵板一塊，也不團結，有機可乘。於是，他開始加緊對紅一、三軍團領導人進行策動。他以為，只要把林彪、彭德懷爭取到自己一邊，毛澤東就是一個光桿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張國燾過於熱情的奉承，含義不明的舉動，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彭德懷、聶榮臻等人警覺起來，他們頂住了張國燾的誘惑，挫敗了張國燾的陰謀。

可是，在這次很明顯的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中，林彪又沒站穩腳跟，立場又發生了動搖。由於在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上兩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林彪的情緒一直很低沉，牴觸情緒很大。不及時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和會理會議後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證。會師後，林彪與張國燾一談即合，顯得很親近，這不能不引起聶榮臻的焦慮和不安。

北上方針由於張國燾的拖延，遲遲不能實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兒蓋休整之機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重申了北上川陝甘，建立新蘇區的既定方針。會議還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右路軍以原紅一方面軍為主，由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紅軍大學組成，徐向前、陳昌浩任指揮；左路軍以原紅四方面軍為主，由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組成，由朱德任指揮。會議決定分兵北上，毛澤東率中央政治局隨右路軍以班佑為目標前進；張國燾率左路軍以阿壩為目標前進。兩軍約定在巴西會合。

事態愈加嚴重，林彪也越滑越遠。他的政委聶榮臻感覺到林彪似乎與張國燾達成了某種協議或默契，這從當時被視為張國燾代理人的陳昌浩的親疏態度上可以得到證明。為了說明這一點，聶榮臻曾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險記”：

右路軍組成後，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晚飯，吃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

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陳昌浩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

……談到晚上10點鐘了，我說，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還要行軍，他才說，好吧，你走吧。我就帶著兩個警衛員，